英格玛·伯格曼

在1961年，当他在拍摄“Winter Light”的时候，英格玛·伯格曼到瑞典北部的教堂间做了一次旅行。他和他的摄影师，Sven Nykvist，可以一直坐在教堂的长凳上，从早上11点到下午两点，只是为了观察光线的变化。瑞典的冬天是没有太阳的。一缕淡淡的灰色光线从云后面投射出来，也产生不了影子。但微妙的光线变化令伯格曼叹为观止，他决定了，他一生所有的电影都会像拥有那样的光线。

相反地，强烈的阳光，常常充斥在他的噩梦里。在他的电影中，一束突如其来的极亮光线——从没有罩的灯里，或者是空旷的街上——经常是进入精神不正常的表示。这也是他为什么从来没有考虑去好莱坞制作电影，即使是在五十年代，他作为一个电影导演的名声已经让人印象深刻的时候。他需要云、树以及网状的窗帘来减弱光线，使之柔和，让其移动。他需要光线一点点的变化：煤油灯的忽暗忽明，或者脸部光线以极缓慢的速度变淡(就像"Persona"里，光线在Liv Ullmann脸上变淡的那样)，直到最后只有点点轮廓留下。从童年开始，他就早上6点起床，注视着他窗户对面墙上的光线轨迹。经过两个月的黑暗，一缕光会在一月重新出现。

光线的缺乏被加强，对于伯格曼来说，是由于瑞典孤立的生活：如此少的人分布在如此大的一个国家，在森林或者田地中这儿或者那儿的房子里，围着一些餐桌，彬彬有礼的交谈掩盖了无法表达的孤独和紧张。在伯格曼的电影里，角色经常是沉默的，或者场景会无声的展开，只有一些低低的风声，清脆的滴水声，和滴滴答答的钟表声。他把人看作是木偶，被一些无情的力量所控制。就像他还是男孩的时候，控制他自己玩具剧场里的牵线木偶，使得Punch先生原地踏步，和开始毫无意义的喊叫。生活堕落到“一种绝对的无意义状态”，而他的角色，坚持着，迫切而又笨拙的想要将他们的感觉传达给对方。

他是被一个路德教徒抚养大的，一个服从于布道、鞭笞和高度虔诚的牧师儿子。而他的电影充满了对这样生活的抗议。他六十年代的三部曲，“Through a Glass Darkly”、“Winter Light”、“The Silence”，都被他自己描述为“抽象的减少”，其中毫不掩饰上帝的缺席。没有上帝，于是他转向自我检查。他的角色通过窗户和镜子看到自己，分割自己去凝视他们黑暗的一面或者他们的过去。他让他的镜头毫不吝啬的停在那些脸上，一直到所有的掩饰都已消失，然后嘴唇和眼睛表达出了某种未受影响的真实。

性和野草莓

这个人自身经常生活在他暗淡的梦想世界：消瘦，热情，由胃病引起的剧烈疼痛，和对Faro凸凹不平的石灰石岛特别的热爱。那是在瑞典东海岸以外的一个小岛，他在空旷的岩石上建造了一个矮矮的石屋。尽管他爱慕电影，而且从他用他一半的锡兵人来交换他哥哥的魔法灯笼开始，他一直都是这么做的。但是制作电影使他“失血太多”。他曾经说过，等待八小时的回报，也许只是十来分钟真正的创造性工作。他要求他的演员和他自己完全沉浸其中，并且完全控制镜头和脚本。他忙碌于预算和电影，并且是强制性保密的。

更阳光点的时刻有时候也会浮出水面。他长期的，不太被人所知的经历是在戏剧导演方面。Gothenburg, Malmo和Stockholm，包括他最喜欢的Strindberg的一些喜剧。跟着指挥者沮丧情绪的爆发的，是一阵笑声。美丽的女人围绕在他周围，他与其中的几个结了婚，其中的两个（Ullmann小姐和Bibi Andersson）在“Persona”出演，在1966年，作为同一个人的两个方面。女性的微妙、狡猾令他高兴。夏日的田园，在丛林中精选的牛奶和野草莓，以及户外的寻欢作乐，显示了过去时光的甜蜜与简洁。

在边缘上，在转角处，黑暗等待着。死亡在很多电影中悠闲的出现——作为一个陌生人，一个医生，一个芭蕾舞大师，和最令人记忆深刻的，一个披着披风脸色苍白的形象，在1957年的“第七封印(The Seventh Seal)”里，和英雄骑士玩一场延长的棋赛。伯格曼承认死亡令他恐惧，简而言之，他内心中有个“魔鬼”和他争执，焦虑、愤怒、后悔和羞愧，使伴随他的像是“成群的黑鸟”。他对自己黑暗面的恐慌使他保持警惕并驱使他前进。

批评家们希望知道他的作品里是否传递出一种统一的信息。伯格曼往往否认他那样做过。但是他经常可以找到苦难中救赎的瞬间：在两个人之间，以语言或者手势进行的无私沟通。在“野草莓(Wild Strawberry)”的结尾，那个主角，一个上了年纪的教授，终于在最后和他的家庭以及过去和解。当拍摄这个场景的时候，伯格曼写道，那个老演员的脸上“闪亮着似乎是从另一个真实所来的隐匿的光”。那个隐匿的光，或者隐藏的爱，或许就是导演一直寻找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