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世界市场——三十年改革政策

 三十年前，在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了市场改革政策，随后进入了邓小平领导的新时期。

    三中全会上，中央委员会宣布结束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并通过“市场调节”与“计划调节”相结合的方式来实现。这意味着把市场改革和规律引入农村的集体主义农业和城市的国营企业当中。与1979年的“改革开放”政策紧密结合而来的是增大对外贸易和金融合作；发展经济特区，以便建在港台附近的广东省、福建省的工厂廉价雇佣多数为妇女和其它外省而来的劳工；与美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通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开放集体主义经济从而推动中国登上世界市场的舞台。中国1978年提出的市场开放政策，广义上讲，至今仍是中国及中共的主导政策。邓小平的领导班子称之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中国革命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发动了1949年革命，并取得胜利。当时的中国处于百废待兴的局面，加上一个多世纪殖民统治的侮辱，帝国主义势力对中国的瓜分，蒋介石独裁专制的无能等，使得中国在世界市场中处于卑微地位。不仅如此，革命政府毫无经验地接手落后的封建经济，其官僚作风极大限度地限制了农民阶层追求利润，加剧了中国经济的不利。

    中国发展策略的核心与苏维埃经济类似：生产资料公有制；中央计划统筹管理；逐步建设重工业；通过确保工人与农民的政治统一来维护政权稳定；抑制工人农民的消费水平使得潜在的经济剩余最大化，并把这些剩余资本投资到高利率的基础设施和工业建设中。由于庞大的农民人口，农业集体化和农村的人民公社体系也成为了中国发展的核心组成部分。

    和其他革命政权一样，新政权破坏了贸易的联系从而导致中国与世界市场的隔离。对于如何通过重大的政治手段和社会运动使中国摆脱孤立滞后的困境，争论接踵而来。头十年的改革引入了土地改革政策，外资国有化，集体化和第一个五年计划。1958-60年的“大跃进”企图用政治动员群众，通过在农村开展人民公社体系来推动独立的生产能力。

    稍后的新经济政策以及由此衍生的“四个现代化”加大了市场活动的空间，并采用以科学技术为主由中央管理的科技强国模式。但这一策略由于后来1966-69年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而中断，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的是深化集体主义并彻底根除官僚保守主义。

    很难质疑中国现代化革命前几十年的成绩。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平均工业产出在一年内增长了将近11%，各个重要领域的生产能力完善了起来。彻底根除了瘟疫和大规模的饥荒（大跃进时期例外）；医疗服务，即对大多数人而言的婴儿死亡率和平均寿命，比其他所有低收入国家都领先；为所有人提供大众教育，很多农民甚至获得大学教育的机会；致力于各个阶层社会关系的“平等”；“铁饭碗”为所有人提供了社会保障。然而，在两个领域里存在问题：粮食生产虽然持续增长但产出量仅在这个时期被加倍，且刚能满足其人口数的增长，农民收入没有多少提高；消费品生产的增长速度仅为重工业的一半。

    1978年开始的市场政策

    70年代文化大革命的过失为人们回归到“四个现代化建设”方针提供了反思的空间，以致后来在1978年提出了市场开放政策。由这些政策陆续衍生了额外的市场建设策略。1978-83年初期，国营企业享有高度的企业自主权，包括与工人的雇用条款，为达到计划目标的货品销售策略，以及对收入再投资的控制。小型企业被允许进入市场，并且在1987年废除了其在雇佣工人数量上的限制；80年代中期这些企业由很少的几百家发展到超过4百万。集体制企业也同时有了极大的发展。1980年开始的非集体制农业使得几乎所有的农民都要根据市场需要来出售产品。人民公社制度在1982年被乡镇企业所取代。90年代初，这些地方企业数量达到二千五百万，雇佣工人一亿二千五百万。

    1984年中共三中全会第12次代表大会提出了“计划商品经济”的观念。国营企业负担更多自身运营的经费以及盈利标准的影响；乡镇企业被赋予了更多的自主权以便适应市场规律。价格改革开始从国家定价转向市场定价。国营企业的改革开始于普遍采用经济特区和私营企业的劳动力商品化。企业签约的权力加大了，雇佣新劳工将不受社会保障的影响，例如医疗保险，退休金，以及工作保障。1987年，中共宣布发展“出口经济”政策。这进一步扩张了经济特区的范围延伸至几乎整个沿海地区，形成了外国投资者不再需要寻求合资企业，甚至在税制和管理上放开约束鼓励外来资本投资的环境。1978到1988这十年里，由于外商的投资，外贸交易增长为原来的四倍，中国的出口能力加强了。

    1992年中共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方针。这一口号象征了邓小平领导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在中国发展的巩固和推动。大规模国营企业私有制改革的形式多种多样，其中包括在上海最新开放的证卷交易所出售股份。1978年国营企业提供了制造业近一半的就业，而2001年仅占15%。1994年劳动法改革使工资劳工制在国企中得以推广，进而“打破铁饭碗”。

    2002年中共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采用了“三个代表”的策略，其中包括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鼓励企业家加入中国共产党；而后在私营企业中设置党委会的政策也随之而来。

中国资本的失衡

    三十年的市场改革使得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有了极大的改变。改革经历了由快速发展到逐渐缓慢的周期，从而缓解了通货膨胀的压力。然而，严重的失衡仍旧是中国发展资本模型的特征。

    自从摒弃了集体主义策略，中国开始不计代价的追逐高增长，为了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一切对增长率不利的因素都遭到排斥。这种方式支撑了中国的增长率自1978年以来每年都超过10%。中国很快就会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并且逐步拉近与美国的距离。然而，在人均GDP的基础上，中国仍旧是一个只有2800美元左右的贫穷国家。

    贸易和出口的增长是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1978年出口额占中国GDP的不到5%。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后出口占到将近25%，如今是35%左右。中国即将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国。由于和亚洲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明显增长，中国将逐渐减少对美国出口贸易的依赖。中国国内投资和国内市场的规格也在不断壮大。

    然而，2008年每月流动资金过剩二百五十亿，约为GDP的12%，这对出口引领的增长仍有着决定性的作用。由于长期的贸易顺差，中国现在持有大约1.5万亿的外汇储备，其中多数是美元。造成这一现状的部分原因是由于保持人民币高竞争性的兑换率用以支撑出口引领的增长。一方面，这加重了通货膨胀的压力，极其明显的表现在股票和不动产的价值飞速上涨。中国央行大量持有美元基础的资产也受到因低利润和美元贬值带来的损失影响。另一方面，外汇储备为中国资产提供了国际化的平台。例如，中国私人资本和国家机构已经持有了巴克利、西特银行、贝尔斯登以及其他机构的股份。中国资本活跃在世界范围的收购大潮中。

    从一开始，外资利用中国劳工是贸易增长和市场改革不可或缺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资受惠国，2001年评估半数中国的贸易是和外国企业交易的，而1978年改革起点时只占不到10%。出口贸易已经成为把供应和商品的链条延伸到新工业区乃至更广阔的沿海城市的主角。

    外部失衡直接导致中国内部资本增长过程的失衡。中国消费量和收入增长的速度远远慢于投资和出口的增长率，这一不平衡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加大。虽然许多中国人已经摆脱了贫穷并且有了正式的工作，但预计有三亿五千万中国工薪阶层的生活状况仍不乐观。

    在农村，通过废除集体化来增加收入，最初是从高效利用土地和政府价格支持开始的。一些农民由此陆续富裕起来。但是更多的人依旧因为低价格，土地消耗殆尽而贫困潦倒，偏僻地区的农民更是20多年收入萧条。在许多地方，私有化致使许多农民家庭无法得到医疗服务甚至失去受教育的机会。据预计每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仍需靠每天1美元来维持生活，农村的情况更为普遍和恶劣。这刺激了也许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人口流动，特别是妇女来到城市打工。例如北京等大城市市区，二千万人口中就有四百万是外来劳工，他们很多人都缺乏工作保护以及获得社会服务的途径。

    不顾后果的追求高增长也导致了生态环境的极度失衡。工厂排放污水给中国大好江河造成了毁灭性的污染。引入外资的成本是把一些沿海地区变成了世界有毒工业废物的垃圾场。由于大量的能源需求和对矿物燃料及煤炭的依赖，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者。空气质量持续恶劣，其结果就是无数人过早的死亡。中国的环境法在形式上和世界一些最好的标准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市场带动发展的压力以及一些地方政府的腐败致使这些法律无法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