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8年7月1日，达尔文和华莱士改变了世界的思维

1858年：伦敦林奈学会聆听了一场关于自然选择学说是如何生物进化和物种多样性的问题的联合论文报告。该论文的作者是查尔斯·达尔文和阿尔弗雷德·罗素·华莱士。由此，历史揭开了现代生物学的序幕。

 

当时的科学家已经承认了生物的进化。化石记录向人们出示了已灭绝物种存在过的证据。而问题在于，生物是怎样进化的？

 

达尔文从1837年就开始致力于他的理论研究，那时候他刚刚完成了随皇家海军小猎犬号进行的长期航海旅行。这位以严谨著称的自然学家不但打算将自己旅途中观察到的数量庞大的不同物种加以分类，还希望找出一种能够合理解释这一现象的原因。

 

他感觉到自己有必要公开发表详尽的自然选择学说文献，以此打消普通群众对这个在当时算是激进的观念的抵制。所以他计划写出一本无所不包、卷帙浩繁的著作以征服科学家们和这个世界。

 

1858年六月，当达尔文还埋头于自己的宏篇巨著时，他收到了一位在马来群岛工作的英国自然学家的来信。那时的阿尔弗雷德·罗素·华莱士真是个行事鲁莽的毛头小子，当他构思自然选择学说时，他根本没有想到自己的一生都会贡献给一本将有十卷之多的著作。他只是匆匆写完了一篇有关这个选题的核心论文，然后寄给了《小犬号之旅》的作者达尔文，询问自己的这篇论文是否能够发表。

 

达尔文很郁闷（译者：科学界就是这规矩，谁先发表成果就归谁。）。就仿佛自己做好了失去二十年来的研究上应有的荣誉的打算。华莱士还请求达尔文将此论文转交给苏格兰地质学家查尔斯·莱尔（译者：这小子真是死不知趣啊～）。同英国植物学家约瑟夫·胡克一样，莱尔是少数了解达尔文在自然选择学说方面研究的早期草稿的人之一。

 

达尔文给莱尔和胡克都写了信，他们俩则安排一篇联合论文，这篇论文将在即将来临的伦敦林奈学会大会上宣读。（伦敦林奈学会成立于1788年，该命名是为了纪念瑞典科学家卡尔·林奈，他首创了双名法。该学会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生物学会。『译者：所谓双名命名法是指用拉丁文给植物的种起名字，每一种植物的种名，都由两个拉丁词或拉丁化形式的字构成，第一个词是属名，相当于“姓”；第二个词是种加词，相当于名。一个完整的学名还需要加上最早给这个植物命名的作者名，故第三个词是命名人。属名+种加名+命名人名是一个完整学名的写法。现代植物的种名，即世界通用的科学名称的命名，都是采用双名法。』）

 

但无论是达尔文还是华莱士都没有出席大会。华莱士还待在马来群岛蹉跎。达尔文则在家里，和妻子一起为他们三天前去世的12个月大的儿子而悲痛不已。

 

是伦敦林奈学会的会长宣读了这篇长达18页的论文，该论文包括四个部分：

 

• 1.论文读者的介绍信，信中解释了该论文产生的特殊情况环境。
• 2.达尔文未发布的手稿的一段摘录，摘自题为“论自然状态下物种的形成；论自然选择的方法；论国内物种的比较及物种界定”一章；
• 3.达尔文于1857年就此课题写给哈佛大学植物学家阿萨·格雷的一封信的概要。
• 4.华莱士的手稿，“论生命多样性无限制远离原生形态发展的趋势”。

 

 

这篇论文和这次大会并没有立即造成轰动。当天还有其他论文被宣读。伦敦林奈学会还有例行事务需要处理。大会开了很长时间。只是学会同意在年末的学报上发表这篇论文。

 

这算不算是一例非凡的同时发现呢？这么说似乎不太准确。这更像是同时发表。巧的是达尔文和华莱士都将自己主要的领悟归功于阅读了托马斯·马尔萨斯于1798年发表的短文《人口论》。

 

达尔文1838年阅读了马尔萨斯的作品，立刻就意识到将其应用于自己的研究中。华莱士在1846年前后才接触到他的作品，但当他在马来群岛患热病时思考过人类进化的问题，几年之后，他率先意识到了《人口论》对解释进化论的重要意义

 

马尔萨斯观察到人口数量总是保持在可控制的范围，因为并非每个个体都有机会繁衍后代的。同样，华莱士写道，“这个念头出然闪现在我的脑海里……每一代的物种中，劣等的个体必将被淘汰，而只有优等的个体才会保存下来——这就是适者生存。”

 

性格上的差异导致了达尔文对自己研究的发表一拖再拖，而华莱士则迫不及待地公布了研究成果，如今，也是同样的性格差异反而对达尔文更加有利……并最终给他带来更大的名声。华莱士早就准备好下一步：收集大量自然界物种的标本，并希望以此赢得名誉和财富。

达尔文也意识到他该有所行动：在朋友的敦促之下，他发表了一卷囊括了他所有研究的宏伟的著作，该著作就是发表于1859年的《物种起源》。

 

这本书在知识界和文化界都引起了轰动，或许这算得上实施19世纪最大的轰动了。明年就是这本书诞生150周年纪念，也是达尔文诞生200周年纪念，比起1858这件事都显得更广为人知。

 

但故事到这儿还没有结束……真的。达尔文和华莱士都承认，他们没有弄明白成功存活下来的物种是通过什么途径将自己的性状传给下一代的。

 

早在达尔文和华莱士的论文发表前两年，一位名为格雷戈尔·孟德尔的默默无闻的奥地利修道士已经开始研究杂交豌豆变异了。他发现了品种的显隐性性状重组的重要性。孟德尔于1865年宣布了他的论文《植物杂交实验》，这篇论文于来年发表。

 

但孟德尔的研究并没有被人们关注，在后来的35年里，他的成果仅仅被引用过三次。就像马尔萨斯的观察一直被人们忽视一样，必须等到时机成熟时，人们才会重视起孟德尔对生物学的贡献。

 

仅在1900年里一直等到公元1900年，三位欧洲植物学家，几乎在同一时间，又重新翻出了孟德尔的研究，这显然是达尔文和华莱士没弄明白的那一部分内容。

 

社会学家罗伯特·K·莫顿相信“撞车”在科学理论和发明上非常普遍，他还举出微积分、自然选择、电报、电话和汽车的例子。他认为还有很多的创新和进步在诞生之前并无预兆，因为先发表先承认的行规和专利问题使得很多研究人员的的成果无法公之于众。他们只好重新找选题或者在相关选题上继续研究。

 

至于达尔文和华莱士的故事，不过是个例外：

 

• 它关系到的不仅仅是一项发明或者一个发现，而是一次思维的转换，而正是这个新思维构建了现代生物学——在某种意义上，它构建了整个现代科学。
• 这两位科学家各自独立的研究正好在同一时间统一地点以联合论文的形式发表。
• 这是一个复杂的“撞车”的例子，它贯穿了全球，影响了一整个世纪。

 

 

就如同莫顿和其他学者像我们展示的那样，思想和观念，甚至思维，都因它们所处的社会和历史环境而日趋成熟。一种思想过早地到来，就像种子过早撒在地里一样——如同马尔萨斯和孟德尔——土地会让种子休眠很长一段时间。科学家的世界具有社会性，他们的思想、爱好、远见和胆识——包括他们的盲点和局限——都是他们文化的产物。

 

如果这是对的，用与达尔文同时一代同一时代的大文豪维克多·雨果的话来说就是，时势成就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