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ogle使我们愚蠢？（更新，有删节）

译者按：按照08年10月号《英语学习》上节选的原文进行了翻译。

过去几年中，我有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好像什么人或是什么东西，颇为不熟练地修补了我的大脑，重新绘制了我的脑电图，还重编了我的记忆程序。我的思维没有发展——迄今为止，我可以说——却在变化。我的思维方式不像从前那样了。这种感觉在我阅读的时候尤为强烈。以前我会轻易地沉浸于一本书或是一篇长文中，我会被书中的描述和辩论方式深深吸引，会花上数个钟头长时间地徜徉于散文中。这样的情形已经很少再有了。而今，我常常是翻上两三页书注意力就开始溜号，坐立不安，思维中断，进而想找点别的事情做做。我感觉自己仿佛常常要强拖着自己任性的脑袋瓜回到文章上来。原本轻松自然的深度阅读，已然成了痛苦挣扎。

我想我大概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过去的十来年，我花了大量时间上线，在因特网的庞大数据库中搜寻、冲浪，有时还添加条目。对于像我这样的作者来说，网络简直是天赐之物啊。曾经需要花个几天时间泡在书库或阅览室才能获得的搜索结果，现在几分钟就搞定了。只消用Google搜几次，迅速点几次超链接，我想要的那些颇具说服力的事实和简练的引用就到手了。即使是在工作之余，我不需在网络信息丛林中苦苦搜寻时——收发电子邮件，扫扫新闻摘要和博客帖子，看看视频，听听播客，或者就是不停地从一个链接跳到下一个再下一个。

对于我，正如同对他人一样，网络正成为一个环球媒介，大部分信息都通过这个渠道流向我们的眼、耳，进而进入我们的头脑。能从这样一个丰富得惊人的信息仓库中直接获取信息，其优点是很多的，而且也得到了广泛的描述和赞誉。硅存储器的完美记忆，对于思想可是个大实惠。不过，实惠也是要付出代价的。正如传播理论家Marshall McLuhan在上世纪60年代指出的那样，媒体可不只是被动的信息渠道。它们不只提供思想的原料，也能塑造思考的过程。而网络现在所做的却似乎是在削弱我的集中力和沉思力。我的头脑目前期望按照网络分配给它的方式接受信息：就像一束高速移动的粒子流那样。我曾经是个在语言之海中携带水下呼吸器畅游的潜水员。而今我却像个玩Jet Ski（喷气式滑水板）的家伙似的在海面上风驰电掣。

 我可不是唯一的一个。当我把自己的阅读麻烦告诉朋友和熟人时——他们基本都是文学型的——很多人都声称他们也有类似的体会。他们越是使用网络，就越是为了不得不在把注意力固定在长篇作品上而挣扎。我关注的一些博客人也开始提到了这种现象。Bruce Friedman经常撰写有关电脑在医学方面应用的文章，他也描述了因特网是如何改变了他的脑力习惯的。“我现在几乎完全失去在网络和印刷物中阅读和理解长篇文章的能力了。”他在今年早些时候这样写道。他的思想，他说道，已经呈现出一种“断奏”的特性了，这反映为他在线上众多资源中，常常快速浏览短小文章段落的方式上。“我再也没法儿读《战争与和平》了，”他承认，“我已经不具备那种能力了。哪怕一个长于三到四段的帖子都让我吃不消，我只能略微浏览一下。”

 伦敦大学学院的学者引领的一项关于在线搜索习惯的研究最近获得发表。该研究指出，我们可能已经彻底置身于阅读与思考方式的巨变之中。学者们发现，人们上网时呈现出“一种浮光掠影般的形式”总是从一个资源跳到另一个资源，并且很少返回他们之前访问过的资源。在他们要“弹”出来到另一个网址之前，他们常常阅读不止一两个文章或书籍页面。有时候他们会保存一篇长文章，却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们曾经返回去认真读了它。

多亏铺天盖地的网络文本，更别说当下时兴的手机短信，可供我们阅读的东西很可能比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要多了，那时，我们选择的媒体还是电视。但，这已是另一种阅读，隐藏其后的是另一种思考方式——也许甚至是一种新的自我意识。“我们不仅是读物，” 塔夫茨大学的发展心理学家Maryanne Wolf说，“更是阅读方式。” Wolf担忧，网络所倡导的阅读方式，这种将“丰富”与“时效性”置于首位的阅读方式，可能已经削弱了我们拜先前的印刷技术所赐，让长而复杂的散文作品司空见惯的那种深度阅读能力。我们在线阅读时，她认为，我们往往会变成“信息解码器而已。”我们对文句的诠释，心无旁骛、深度阅读时形成的丰富精神联系，这些能力很大程度上已经离我们而去。

阅读，Wolf解释道，并不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阅读不像说话那样融于我们的基因当中。我们必须教会大脑如何将肉眼看到的符号文字转换为可理解的语言。而用于学习和锻炼阅读技巧的媒体或其他技术，在塑造我们脑中的神经回路这一点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实验证明，表意字（如汉字）的读者，他们所发展的用于阅读的神经回路，与我们这些采用字母作为书面语言的人大不相同。这种不同遍及人脑的各个区域，包括那些掌管诸如记忆、视觉诠释和听觉刺激这样的关键感知功能的部位。于是我们也可以预料，使用网络阅读形成的回路，一定也和通过阅读书籍及其他印刷品形成的回路不同。

1882年的某天，弗雷德里希·尼采买了一台打字机。事实上，当时尼采的视力正在变坏，长时间将视线固定在一张纸上令他感觉疲惫和痛苦，还常常伴有欲裂的头痛。他只得被迫缩减他的作品，并担心自己今后恐怕不得不放弃写作了。打字机挽救了他，起码一度挽救过他。只要他掌握了盲打技术，哪怕闭着眼睛也能写作，只需动动指尖即可。心中的词句又得以倾泻于纸页之上了。

然而，这台机器却对他的作品产生了微妙的影响。尼采的一个朋友，也是一位作家，注意到他行文风格的改变。他那本已十分简练的行文甚至变得更紧凑、更电文式了。“可能你连考虑一个新词儿都要找遍这个设备吧，”这位朋友在一封信中提到，在他自己的作品中，他 “在音乐和语言方面的‘思想’常常要依赖于笔和纸的质量。”

“你说得没错，”尼采回复，“我们的写作用具参与了我们思想的形成过程。”受这台机器的支配，尼采的文章“论据变成了警句，思想变成了双关语，华丽的修辞变成了电文体。”

人脑具有几乎无限的延展性。人们通常认为我们的精神网络，那些头盖骨中约1000亿个神经元间形成的致密连接，在我们达到成年的某个时期就大致固定下来了。然而脑研究者已发现事实并非如此。神经科学教授James Olds称，即使是成年人的思维也是“很有弹性的。”神经细胞会定期断开旧连接，生成新连接。“人脑，”据Olds介绍，“有能力不断地自我重组，并改变运行方式。”

当我们使用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的所谓“智能技术”——这些工具与其说拓展了我们的生理能力不如说改变了我们的心理——的时候，我们就不可避免地呈现出这些技术本身的特质了。14世纪投入普遍应用的机械钟表就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历史学家、文化评论家刘易斯·芒福德在其著作《工艺与文明》中描述了钟表是如何“将时间从人类活动中剥离，并帮人们树立起’独立世界是数学可测序列‘这一信念的。”而“被分割时间的抽象框架”也变成了“行动与思考的参考点。”

钟表那有规律的滴答声，成就了科学的头脑，科学的人。但也剥夺了一些东西。正如已故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家Joseph Weizenbaum在其1976年的著作《Computer Power and Human Reason: From Judgment to Calculation》洞察到的那样，因计时工具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使用而形成的世界观“使旧有的世界观黯然失色，原因在于它是排斥直接经验的，而这却正是构成往昔现实的基础。”我们不再听从自身感觉来决定何时吃饭、何时工作、何时睡觉、起床，我们开始遵从钟表的命令。

与新型智能技术相适应的过程亦反映在我们解释自身的那些比喻当中。机械钟表一出现，人们便开始认为他们的大脑“像钟表般”运作。时至今日的软件时代，我们又开始认为大脑“像电脑般”运作。但这种改变，神经科学告诉我们，较比喻要深刻得多。这是因为人脑的可塑性，使适应的过程在生物学水平上也发生了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