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亿消费者 － 开篇：是开端亦是转折(2)

大体上的正义

中国政府热衷于社会秩序，这是有理由的。随着社会主义的逝去和资本主义的兴起，无所不有者和一无所有者共存，中国社会已经成为一个火药桶。我在中缅 边境一个人口约10万多的小镇芒市亲眼目睹了中国的正义。90年代初期当我在那里的时候，缅甸东部是一个巨大的罂粟种植地和海洛因加工工厂，大量的毒品经 由中国走私到美国和欧洲。随着走私毒品从内地运送到沿海地区，中国的吸毒者在迅速上升。政府的解决办法：毒品贩子，抓一个，毙一个。

黎明时分，人群开始涌入这个城市最大的一个体育场里。随后，在警笛的呼啸声中，一排警用吉普车和摩托车队护送着14辆军用卡车开入体育场。每辆卡车上有2到3名犯人，他们趴在栏杆上，脖子上挂着上写本人罪行的牌子。空气中弥漫着对讲机的噼啪声。

我站在一名罪犯的面前，惊诧于他们的镇定。有一名女犯人是独自到达的。她被带到队伍的中央。一名男犯人想要对她说什么，接着我就发现他们为 什么这么安静了。所有的犯人的脖子上都用活扣套着一根鱼线。当这个男人想要说话的时候，后面的警察就迅速拉一下鱼线，这个人就被噎得说不出话来。后来我了 解到这两名犯人是夫妻。随后，体育场的大喇叭就开始震耳欲聋地播放每个人的死刑判决，中间夹杂着人们的欢呼声。很快，犯人们被带到小镇的边境上，被迫一个 挨一个得跪在地上，然后从脑后枪决。

在中国，从上而下的强力控制从来都被认为是达到和平和繁荣的唯一途径。其中一个原因是中国是一个基于耻辱感的社会，这和基于内疚感的西 方社会有很大的不同。在西方，由于社会受到宗教的指引，很多控制是来自人们内心的。内疚，最终导致对罪恶和永远受到惩罚的恐惧，制止了不良行为的发生。然 而在中国，人们害怕的是被揭露，以及随之而来给整个家族蒙羞所带来的耻辱感。因此，只要不被抓住，中国人做任何事都可以心安理得。在这种环境下，法律和秩 序唯一有效的形式就是一个强权而又无处不在的政府，从而加大了你作恶之后被抓住的可能。

全球贸易、外国投资和中国经济的商业化促使法律主体扩大，法律体系不断得到完善。但是核心理念依然是“以法制国”(rule by law)，而非“依法治国”(rule of law)。被蒙上双眼的正义女神并不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在中国，法律就是为了统治者的利益而对社会进行统治的一套枷锁。在过去20多年制定法律、建立法 院体系的过程中，中国采纳了日本和德国的民法理念，而不是英国和美国所采用的普通法理念。因此，法官并不是公正的仲裁人，而是审判官。反过来说，法官本人 也受到一个名为“政法委”的组织监督，这个党组织从北京的中央政法委书记一直延声到最基层的法院。中国的正义最终只是政治决策。

由此我们也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在中国历史上，人民总是选择自己来解决纠纷，而不是寻求政府的干预。在封建王朝，正义由地方汉人官员主持， 他们住在高墙壁垒的深宅大院里面，与民众少有接触。他们在主持正义方面的恶名声使得人们不愿意寻求政府的仲裁。如果有人身陷纠纷或受人起诉，你就永远不可 能是完全无辜的。人们的思考前提就是你一定是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才会落到如此田地。即使在今天，中国人还是会本能地选择私了。

甜蜜而酸涩的成功

我1990年到达北京的时候，外国公司还尚未从天安门的震惊中恢复过来。没有人愿意接我的电话，包括IBM、摩托罗拉和其它美国大公司在华的老板 们。中国已经成为国际人权的弃儿，而这些西方高管们根本不愿意让外人知道他们还在这个国家做生意。但是如果接触不到这些人，就没有办法给《华尔街日报》写 报道。因此我申请加入美国在华商会，那时它还是一个很小的机构。我估计如果我能够参加他们的午餐会或招待酒会，我就能够在社交场合结识这些商人，这样他们 以后就可能更乐意接受我的采访。有些人威胁说如果商会允许一名记者加入，就要退回。但是最终我的申请还是被接受了，条件是我同意不参加他们与大使进行的日 常会晤。这点我能理解，他们并不希望在与大使讨论在华业务的时候有记者在场。

很快，美国商会的成员们便开始像我抱怨说媒体总是停留在一些负面报道上，而没有看到中国正在从大灾难中恢复元气，而业务也开始有所改 善。我回答道：“那太好了。我很愿意写一篇有关于贵公司业务的报道。”他们转身就跑。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来研究美国公司在华的成功商业。你可能会以为我在 打探他们的性生活。没有人愿意和我说话，甚至是宝洁公司的全球CEO。这家公司在中国成功将其洗发水和其它日常生活用品销售到每个角落。一旦我自己成为一 名商人以后，我理解了他们的沉默寡言。

随着紧张局势的缓和或加剧，外国在华企业陷入了利润和政治的漩涡之中。从中国一方来说，他们害怕成功的号角会引来成排的官僚小偷们。虽 然邓小平欢迎外商在华投资，但中国政府里面没有人真的希望外国公司赚走大笔利润。即便在今天，还有一种挥之不去的看法，即外国人在中国赚的钱带着剥削中国 人的污点。

而外国公司自身——尤其是美国公司——则受着投资人和激进分子两面的挤压。随着中国的崛起，企业必须经常公布其在华的积极举措，展示盈 利的在华业务，才能推动股价的上升。然而在另一方面，经常引起争议的对华政治关系也迫使他们要行事低调，总有西方政客们批评中国的人权问题，或者指责中国 偷走了美国的制造业就业机会，以及诸如此类的其它问题等等。

因此，外国商人在中国和本国的政治生活中都必须保持活跃。中国的政治充满了封建色彩，是一场激烈的角斗运动。在中国的最高领导层和各部委中的确如此，而当中国面对任何胆敢挑战中央之国的鲁莽的西方人的时候，就更为明显。只要问问彭定康便知端倪。

难受的和尚

作为英国保守党的某任主席，彭定康是香港在1997年回归中国前的最后一任英国总督。上任伊始，彭定康便建议延长中英移交协议，并大幅度的增加了香 港移交前最后一届立法委选举中的民选席位。中国政府的反应是对其个人狂轰滥炸般的攻击，给彭定康打上了“永远不可饶恕的罪人”、“碧面奸人”等标签，而且 把他的行动描述为“既想当婊子，又想立贞洁牌坊”。中国联合了香港听话的商业界一起攻击彭定康。中国的外交官们鼓动在英华人质疑彭定康的提议不过是为了挽 回他在英国国内的政治生涯而做出的公开噱头。

炮轰开始几个月后，彭定康把我召进总督府参加一次鸡尾酒会。他和我谈话，希望能够听到来自他的外交办公室顾问之外的意见。宽敞明亮、在 白色柱子装饰下的总督官邸俯瞰着香港维多利亚港湾，诙谐幽默、口齿清晰的彭定康看上去心情愉快，但是他低落的肩膀和发黑的眼圈道出了主人的疲倦。

一手端着冷饮，他倾身转向我。“我想和中国人进行一次文明理性的对话，”他说。“但是现在他们的说法方式就好像我们在进行一场肉搏一样，我该怎么做？”

我告诉他，除非他举旗投降，否则这场肉搏就不会结束。彭定康说他相信提高香港的民主程度将保护这个小岛上的居民利益不受他们未来新主人的图 谋。我说中国认为他的提议实际上是英国在离开香港之前为了扰乱这个地区稳定的恶意之举。我给彭定康的建议是他要表现得像一个民选总督一样，与公众进行严肃 的对话，在市场中视察，亲吻小孩，并且制定标准，未来由中国指定的香港领导人将不得不遵守。

几天后我回到北京，在我的办公桌上有一份中国旅游杂志，专题报道少林寺武僧展示他们的超强绝技。其中有一副整版照片，里面有一名全身赤裸的和尚背对着镜头盘腿坐在两块花岗岩上，还有一块花岗岩砖头，有两块汽车电池那么大，被一根粗绳绑着，吊在那个和尚的睾丸上。

我把这张照片寄给了彭定康，附言：“我发现有个人的处境比你难受。”

为了避免落入彭定康或是这个难受的和尚一样的下场，香港的精英们抛弃了彭定康，转而投向传统的中国政治：不知羞耻地拍北京的马屁。中国任命 了一名得体但却毫无决断力的船运大亨董建华来领导移交后的香港。在其它大亨顾问的围绕下，董建华组建了一个由亿万富翁组成、治理、和享有的政府。这个政府 就像一个乡村俱乐部。当政府考虑改革、或者某些机构或职能部门要进行私有化的时候，制定规则的委员会都是由这些亿万富翁的子女构成，这样一旦有任何机会， 首先享受到的就是这些人。当然，在北京的阴影下统治香港是一件难事。但是董建华和他的大亨们并没有通过艺术的政治手腕一方面达到中国的目标，另一方面又最 大程度的保护香港的利益，相反，他们的做法我称之为“抢先一步投降”：基于猜想中国在想什么的磕头政策。由于在北京和香港都极其不受欢迎，董建华于 2005年3月以“健康原因”辞职，接替他的是一直都担任香港公务员的曾荫权。曾荫权承诺说他的政府将关注普通老百姓。

今天的香港是唯一一个“辉煌只在曾经”的中国城市，但对于百万富翁来说，这里依然是全世界最好的居住地点。低税收、一流的住房和娱乐、 大量警察维护社会治安、飞往世界各地的航线、便宜的家庭雇工、以及老练的财务经理人都是本地的特色。但是香港再也不是建立在华业务总部的合适地点。相比香 港同胞们，大陆的中国人总体上受到更好的教育，说着更流利的英文。的确，香港政府和它的精英们似乎是为了要证明中国的一句老话：富不过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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