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管理理论的问题域与核心假设是什么？（六）

战略管理理论的问题域与核心假设是什么？（六）

         尽管我们已经识别了本领域两大主要方法有关企业间的持续差异的来源与机制的根本不同之处，但我们在详细阐述它们的不同之处时仍需要小心一点，以得到一个在当前主导该领域的更好的战略推理与研究的图景。更具体地说，在当前这个分析阶段，需要被强调的是这些不同之处使这两种方法成为竞争的还是互补的范式？尽管一开始资源基础观的提出是为了补充定位观（沃纳菲尔特，1984），但越来越多的学者逐渐认为资源基础观是定位观的一个对立范式。然而，其他一些学者坚持它们二者是互补的范式而不是对立的（巴尼，1985；波特，1991；马洪尼和潘迪安，1992；莱文瑟尔，1996；沃丁和威廉姆森，1994）。接下来，我们首先阐明蕴藏在它们不同之处下的基本原理，然后进而考察支持每种方法的实证发现，最后尝试回答它们是竞争的还是互补的。

         资源基础观的支持者提出的一个最重要的观点是产品市场竞争仅仅是更深层的资源与能力竞争的表面表现（鲁梅尔特，1994）。一个因果链分析解释了产品市场这个大舞台仅仅是一个多层次的竞争游戏中的最后阶段（G·哈默，1991）。沿着这条因果链回溯，突显了竞争优势与劣势是如何与企业特定资源与能力相连的，是这些资源与能力，而不是结构性的市场吸引力，才是价值创造过程的基础。

         例如，格兰特（1991）提出市场吸引力是建立在企业的资源与能力的基础上，而不是市场内或市场本身的基础上。市场吸引力的结构性来源，如进入壁垒、垄断定价权力或对上下游的议价能力，归根结底都是个别企业资源与能力的结果。比如说，进入壁垒是企业的专利、品牌和反击能力的结果；垄断定价权力源自市场份额，这也是成本效率、财务实力或一些其它资源与能力的结果；对上下游的议价能力取决于企业规模和财务资源，等等。因此，不是市场吸引力，而是企业的资源与能力才是企业间利润差异的主要基础。

         对格兰特而言，沿着因果链回溯还突显了波特主义的基本战略是如何与企业特定资源与能力相连的，而这些也是价值创造过程的基础。例如，成本优势是建立在这样一些企业的资源与能力之上，如流程技术、工厂规模以及可以获得低成本投入；而差异化优势来自品牌、产品技术、以及营销、分销和服务能力。因此，企业的资源与能力才是形成企业战略及创造高/低绩效的主要约束。

         另一方面，波特（1991）提出竞争优势的最终源泉来自于形成一个市场的结构性力量。对他而言，从逻辑上讲有两种竞争优势的来源。第一种来源就是资源与能力方法的支持者们所主张的资源与能力条件，波特将其称之为原始条件。作为企业发展历史的一种继承，企业会拥有一些现成的声誉、技能、服务能力等，影响着也制约着它们的选择。第二种来源可能是独立于原始条件的纯粹的管理选择。继而，波特提出蕴藏在所有原始条件和管理选择之下的还是外部市场条件。

        那些导致了现在拥有的内部技能和资产的以前的选择，是当时企业所处外部环境的一种反映。当我们越是将沿着因果链追溯回去，越能发现是一连串的外在于企业的管理选择和原始条件决定着产出（原文中即被强调）（波特，1991，第106页）。

        换言之，对波特而言，在因果链上我们必须比资源观的支持者们向后多推进一步，以发现企业间竞争优势的最终来源。然而，回溯因果链不能就停在那里。资源观的支持者们可能会要求再沿着这条链向后再推进一步，即在最开始是什么使它们选择在哪里竞争（市场选择）。对他们而言，应该有一些内部因素使企业相信它们能够在某个市场经营得更好。而按照波特主义的观点，具备经营的能力本身对做出选择来说并不足够，它们还应该确信市场在盈利机会上是有前途的，等等。

         这样看来，争论好像要变成找出根源的根源……，或者，换言之即，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样的争论将是毫无意义的。更糟的是，这种争论不可能有尽头，因为这变成一种在实证上无法检验的因果推理。说它在实证上无法检验是因为，正如休姆很久之前就指出的（1967），因果关系不是实证检验的范畴。所有的因果推理只能以一个不变的因果顺序假定为基础做出理性判断，而无法参考实证研究的证据进行判断。

          尽管无法通过实证研究建立因果推理，甚至连一种大概的因果推理也不能实现，但已经有许多重要的实证研究在判别市场因素和企业因素在对企业差异的影响上谁相对更重要一些。其中最著名的，由施马兰西，沃纳菲尔特和蒙哥马利，鲁梅尔特所做的研究都考察了这个问题并得出了一致的发现。

Table 2.1: Profit Differentials across Firms: Comparison between Schmalenss (1985), Wernerfelt and Montgomery (1988), and Rumelt (1991)

x: Component not estimated.

         施马兰西系统研究了市场因素作为一个整体对企业间总体业绩差异的解释程度。施马兰西采用了来自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业务范围计划1975年的数据，报告市场因素对观测到的业务单元回报方差起着19.46%的影响。沃纳菲尔特和蒙哥马利采用了1976年数据进行了后续研究，并对业绩进行了Tobin’s q检验，得到了几乎相同的结果，市场因素起着19.48%的影响。鲁梅尔特采用了相同的数据并将年限扩展到从1974到1977年，发现市场因素对业务单元回报起着17%的影响，但只有一半的业务单元中这种影响比例在各年中是稳定的，长期市场因素只对总体方差起着8%的影响。

         施马兰西，沃纳菲尔特和蒙哥马利总结道，他们的发现支持了市场中心论。尽管如此，剩余80%的未解释的业绩方差说明了在他们的研究中还存在着未被发现的非市场变量。鲁梅尔特进行了纵向研究以解释这些剩余的部分。他发现，在4年度的联邦贸易委员会数据中，剩余83%的未解释方差中的46%归因于稳定的企业因素。鲁梅尔特总结道，“稳定的业务单元因素比稳定的产业因素的重要性高出六倍”（鲁梅尔特，1991，第168页）。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全部80%的未解释业绩方差都归因于企业特殊资源与能力，因为一些方差也归因于共同的基本战略、机会等等。

         汉森和沃纳菲尔特（1989）采用了一个有1000家企业的样本，发现市场因素对总体业绩方差起着18.50%的影响，而企业特定因素则起着37.78%的影响，也就是说，企业特定因素对利润率的解释力大约是市场因素的两倍。波特（1996）的研究发现也支持了此前这些研究，反应了产业因素对总体业绩方差具有20%的解释力。在最近的一次研究中，麦克加罕和波特采用了新近汇编出的Compustat商业部门报告1981-1994年的数据，发现来自年度因素、稳定的市场因素、稳定的企业母公司因素和稳定的部门特定因素之中的变化，分别对商业部门利润的总方差起着2%，19%，4%，32%的影响。他们认为，已有研究（施马兰西，1985；沃纳菲尔特和蒙哥马利1989；麦克加罕和波特，1997）到目前为止已多次表明平均市场盈利能力是对企业业绩最显著的预测因子，并“质疑鲁梅尔特的发现，后者认为稳定的产业因素影响力很小”（麦克加罕和波特，1997，第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