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美国农业发展政策（第一部分第一章：乡村生活运动1/2）
翻译: 
19世纪后期，大量的移民和工业化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的社会结构。尽管大部分人还是生活在乡村地区，但是我们都清楚地看到，这个国家的未来在于那迅速发展的城市地区。从19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农民们不满于自己下降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益，他们参加了各式各样的“民粹主义”政治活动，试图反对银行家、工厂主、铁路垄断部门的联合势力。因为这些部门收益超过了彼此分隔且无组织的农业生产，占据了经济主导地位。19世纪70年代开始，农民们也成立了自助和合作形式的市场团体，如庄园，以此改善与城市的贸易条件。[注1]民粹主义本着他固有的浪漫主义传统反对现代化进程，但是它并没有足够的能力改变美国乡村，抑或抵制这种进程。另一方面，庄园尽管没有为增加农村收入上做出立竿见影的动作，但是它为日后的农村合作式市场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1896年选举中共和党人William McKinley战胜了民主党人William Jennings Bryan，这次胜利标志着民粹主义的结束。[注2]另外，随着边界的确定，可开垦的新农田面积缩小。到1898年，农产品价格开始上涨，减少了农村对经济不满的情绪，并带来了史称“农业黄金时代”的时期，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18年。另一方面，消费品价格增长，农村人口持续迁出，伴随着农田租赁的增加，农田所有权越发复杂，未来农产品短缺的状况开始露出苗头，这些情况让城市居民不得不为之担忧。总体来说，他们察觉到“农村生活”条件恶化是国家问题的可能来源，这在美国历史上是第一次。在西方工业社会里，农村人口大都向城市迁移，但是在美国却有其特殊之处，因为“这是一个农民和乡人的民族。它的制度、政府、传统，甚至人们的个性都是在乡村环境里形成的，……”[注3]上百万的南部和东部欧洲人的迁入，让一些美国人不由得担心起种族问题来，他们担心这些外国人的流入会冲淡“本族血统”，特别是在农村人口减少的现在。
入迁人口的增多确实引起了人们的不安。例如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T. N. Carver认为，理论上对农村移民要求越低的农业标准就会导致本土美国人将要承担越高的农业标准。防止这种状态发生的唯一办法是提高生产效率，那样“高科技、高机变、精确的科学知识和计算”就会盛行。[注4]
一些“农村问题学家”也在关心自然资源短缺的问题，在19世纪后期他们活跃于这项新的保护活动中。其中的杰出分子如Gifford Pinchot，美国林业局首任局长，1908年Theodore Roosevelt乡村生活委员会的主要成员，该委员会是当时最重要和最具影响力的组织。而资源保育运动和农村生活运动是进步主义这一更为宽泛的运动的一部分，进步运动矛头直接指向政府和大商业重整。
从1900年到1920年，相对于历史上其它时期来说，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关注农村条件和问题，其重视程度达到高峰。[注5]新闻界数以千计讨论农村生活的文章见于报端和学术杂志，各种会议召开讨论农民家庭的社会和经济条件。此时，第一次“回归土地”运动开展，直到20世纪10年代失去动力，它经历了一个短暂的繁荣时期。[注6]随着农村生活运动的开展，各种社会科学调查也陆续展开。当时如此之多的调查存在，以至于一名评论家称那些年为“调查时代”。正因此，调查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农村社会学这一新学科的成员们，在学术界增强了他们原本微薄的地位。
在农村生活运动期间，也不乏各种会谈。只不过很少付诸行动。政府部门雄心勃勃的工程时机尚未成熟。大多数终身农民都趋于保守，并不支持政府提出的有组织的项目工程，认为那些更保守和独立的农村人口会反抗他们的动作。因为它的模糊性和多样性，David Danbom将农村生活运动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的生态学运动相提并论。[注7]
农村问题学家主要是城市学者、记者、作家、官员或商业人士，他们都是在农村长大的都市人。一些人就是所谓的“都市重农派”，他们相信农民是保持道德美德的壁垒的“土地神话”，担心向城市的移民会导致这些美德的堕落。他们期颐找到让农村生活更具吸引力的方式，那样农民们不会被迫离开家园，这样可以为城市保留一份净土，并提供产出的农产品。如William Bowers指出的那样，这些农村生活改革家陷入了一个矛盾的陷阱。他们企图复活一个神话般的农村历史，与此同时又不可避免的将城市影响带入农村。当时他们并不了解，也不可能做到两全其美。[注8]城市重农派可能是农村生活团体中影响力最小的组织。
但是，一些社会学家更加坚持城市导向，并不高举乡愁旗帜。与上述研究不同，他们关注的是假设的国家乡村“退化”的结果和食物供应问题，如臭名昭著的Jukes和Kallikaks这样的近亲交配、心理缺陷的家庭，这是个典型案例。[注9]为了对付他们称之为不断膨胀的狭隘、小气和混乱的乡村生活，他们花了大量时间专注于重整体系，如乡村学校、乡村教堂和地方乡村政府，他们打算为乡村建立一个类城市模式。尽管价值观念不同，城市重农派和社会学家还是可以基于对惯例改革这一认同点进行合作——城市重农派在经济变化压力下保持理想化的农村惯例和道德，可以与社会学家们解决农村堕落问题的方法结合。[注10]
但是，第三方农村问题学家更关注经济方面，对传统的农村道德和惯例改革避而不谈，认为农民应该行商人之事。他们尤其关注扩展运动，该运动开始于世纪之交，致力于通过实例教学和教育寻找将农民转变为“科学农业”分子的方法。通过长时间的运作，他们可以说取得了最大的成果，因为跟所有的研究团体相比，他们的做法与经济变化相适应，在世纪之交转变农业形式。城市希望得到便宜、可靠和充裕的食物供应。农业工业化是生产达标的最佳方法。
在近20年里，这些农村问题学派曾试图合作，各方都尽力在期刊和会议讨论上尊重对方的观念，但是最后分歧却愈演愈烈。1919年，城市重农派成立了美国农村生活联合会（National Country Life Association）。一年后，商业导向派系聚合成立美国农业事务联合会（American Farm Bureau Federation），代表了财团和技术进步农民的政治经济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