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的归宿：大地还是天空
隈研吾接受的是日本的传统教育，崇尚“清贫”、隐忍和精致，更是深受天人合一的思想洗礼；而威廉·佩特森更具有西方人追求夸张、瑰丽、张扬个性的特质。当然，值得我们怀疑和探讨的是，一个崛起的亚洲是否真的需要后者的绚烂表象来彰显自己的今日辉煌和明日期待。
建筑的归宿：大地还是天空？
在上海陆家嘴拔地而起的环球金融中心以势不可挡、高耸入云的气势吸引全球的眼光。这是一个典型的表现主义建筑产物，超高层、玻璃结构、造型大胆出奇。
又一个震撼世界的标志性建筑的落成让人想起日本建筑师隈研吾很久以前的那句感慨—“有没有可能建造一种既不刻意追求象征意义又不刻意追求视觉需求的建筑呢？”他当年写下这句话的时候已过天命之年。54岁的他表情严肃，不苟言笑。他希望自己始终保持一颗独立的心，站在世界边缘来看待建筑的滋长和蔓延，他始终对超高层建筑心存怀疑，坚信纯自然、平实、具有空间感的建筑样式才是建筑的归宿。
而欧洲建筑大师勒·柯布西耶就认为具有超高层建筑特色的“垂直庭院都市”是解决东京那样大城市杂乱无章的唯一出路，即密集的人口和通天的高层建筑可以减少通勤时间，享受“城市公园”。KPF设计事务所的创始人之一、上海环球金融中心的设计师威廉·佩特森(William Pedersen)也是这个思想的坚定支持者，他认为，“垂直庭院都市”不止适用于东京，也适用于任何庞大的城市中心区。楼可以建得高点，人们不必往来城乡之间，他倡言：“在密集的城市造一个城中花园吧。”
这是人类两种存活方式的辩论，在和隈研吾交谈的时间里，他似乎刻意回避谈及自己的作品，他更愿意用泡沫经济、凯恩斯理论、住房贷款来诠释建筑在社会中的地位，解构建筑将把人类带向何处。他极端反感超高层建筑在城市里矗立；他力图摒弃布满落地玻璃窗的建筑物，称这种风格为“巨大的头盔”，他说，透明带给人们的是无限的凄凉。
大规模投资引发了建筑走向形式化，而隈研吾认为，建筑的最终归宿是大地，人们不应该俯视它，而是要亲身体验他，这才是建筑物最终的命运。
这样的想法在年轻时代的隈研吾脑海里就已经根深蒂固了，像很多建筑设计师一样，隈研吾从东京大学工学部建筑专业毕业之后，在一些事务所短暂工作之后远赴美国浏览各种建筑，然而旅居海外让他获得的最大收获是“睁开懵懂的双眼，用一种稍带刁难的眼神，用一颗没有归属的自由的心，孤独地去观察社会。”回到东京之后，正是日本泡沫经济泛滥之际，惹眼的建筑层出不穷，在开办了自己事务所之后，隈研吾开始将自己的设计理念传播到日本各地。
记忆的“场”
1990年代之后，日本经济陷入低迷，人们开始厌恶钢筋混凝土的冷酷建筑，这也让隈研吾的设计理念发生根本性变化，再加上东京建筑已经基本处于饱和状态，隈研吾开始投身到地区的小型住宅建筑设计，用纸和竹子来塑造建筑物的自然韵味。这一时期他设计了别墅“伊豆的风吕小屋”，这个依温泉而建的木制别墅可以远眺海景，巧妙利用树林的空隙，视野开阔。
“透过木制窗户框架和玻璃可以看到蔚蓝的天海，在浴室里享受温泉，就如同在海边沐浴一样。”
他向记者回忆，小型住宅建筑的设计让他仿佛回到了过去，他将这种感觉定义为“记忆的场”。他说记忆的场，是一次童年记忆的蔓延，住在树林间的木制小屋，一个人在林荫中散步，那种悠然的感觉在喧嚣都市已经被遗忘，而对隈研吾来说，却是他一切设计的起点和理想。
1995年，隈研吾设计的坐落在热海的别墅“水/玻璃”让他名声大振，这个房间在高崖之上，面向大海，设计师原研哉说“如果你坐在船上面向这个建筑缓慢行驶，无论怎样仔细的寻找，都看不到这个建筑的存在。建筑物与环境已经融为一体。”在房间周围是人工的水域环绕，和远处的海景交相辉映。
隈研吾在这个项目中融入了建筑与自然共生的思想，他充分利用自然材质巧妙设计。在美国学者阿列克斯・科尔那部畅销书《犬与鬼》当中，作者大力抨击日本众多设计师打着与自然和谐一致的名义，运用人工材料来搭建一个个标志性建筑，其本质仍然是哗众取宠。从这个角度来说，隈研吾是真正的愿意回归自然、融入自然的设计师。
这在他于2007年设计的三得利美术馆的作品中再次展露无遗。这家美术馆原本是于1961年由日本知名的饮料制造商三得利社长佐治敬三为了倡导“生活中的美学”而投资建设，几经搬迁改建之后，于2007年入住东京的MIDTOWN。在这个建筑中，隈研吾大量运用梧桐树干、纸张等柔软的材质，用各种木制格子来调节室内光线的强弱，让那些古色古香的展品看起来斑驳陆离。隈研吾说：“木制格子非常日本化，再加上现代技术的运用，使得日本文化重新获得了诠释。其目的就是达到艺术、人记忆与自然合为一体。”
除了三得利美术馆，隈研吾在中国设计的长城脚下公社等项目也延续了这种理念。
崇尚自然材质
他坦言，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增加，隈研吾越发喜欢自然的材质，他喜欢木头，因为木头温和又不失冷静，“即使你撞到木头上，也不会感到很郁闷。”他喜欢石头，因为他认为石头是稳固的建筑材料，是地面和建筑连接的最佳材质。
隈研吾之所以偏爱木制建筑在于他努力追求建筑的时间统一性。建造木结构建筑的时间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老建筑留下的框架给新建筑提供了发挥的余地，并且慢慢渗透入新建筑当中，人们一步步地改变老建筑，修改、清除，没有“突然”感，没有开始，也不会结束，不是瞬间出现，也不会骤然消失。引用韩国设计师承孝相的话说，建筑是思维的符号。在隈研吾看来，建筑更是一个漫长时间里的时刻表、日记和历史。
大规模开发、高层建筑的形销骨立消磨着我们对生活、自然本身的认知，成为政治家、建筑商博取眼球、敛财的工具而失去了作为建筑本身的意义。他认为，形式主义的存在与现实相分离，因为其具有鲜明、稳固的外形而捕获了人们的心，在脱离了现实主义的框架下依然获得了扩展。“只要国家权力不断补给养分，那么尽管被隔绝于培养皿中，细菌仍然有机会繁衍。”
谈及东京著名的六本木新城时，隈研吾说，六本木给东京带来了很大的变化，这个容纳了酒店、住宅、商业设施的小社区颇具创意，但它依然具有封闭性。隈研吾从一开始就憎恶封闭型的建筑，他说：“我们追求的透明性不是满足于圈地效应中的透明，而是向都市开放的，真正意义上的透明。”
“那么，你认为设计师到底是干什么的？”我问道。
“我们尝试着把一块石头放在现实的路上，认真思考一下如何放置这块石头，然后看看发生什么事情，我把这种行为叫做建筑设计。”
“有多少时间呆在地面，就应有多少时间呆在空中。”
威廉·佩特森，这位生于1938年，出生在明尼苏达州的建筑设计师已经迈入古稀之年。他一生设计过无数获奖作品，以摩天大楼和超高层建筑扬名。1982年的《新闻周刊》杂志赞誉他是“当今美国高层办公建筑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佩特森是高层建筑的提倡者。他的许多学术著作都涉及超高建筑。如《都市建筑与高层建筑的思考》，《建筑与应用：摩天大楼的基本标准分析》。面对今年落成的上海环球金融中心，佩特森坦言这对他漫长的设计生涯是“最重要的一座楼，对我有太多的意义。”在上世纪60年代，佩特森是贝聿铭的合伙人。1976年，他和另两位建筑师尤金·科恩（A．Eugene Kohn）和谢尔登·福克斯（Sheldon Fox）成立KPF建筑事物所。KPF分别是三人名字的缩写，其中“F”——福克斯（Sheldon Fox）于2006年底去世。威廉·佩特森（William Pedersen）是该事务所的首席设计师。
KPF设计作品遍布全球多个国家，包括学术机构、博物馆、保健中心、法院、机场、宾馆、写字楼、体育场、多功能交通中心等。从20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技术与结构观念就成为该事务所关注的焦点。其经典作品包括华盛顿世界银行总部，牛津大学罗瑟米尔学院，美国今日集团总部，荷兰海牙政府办公大楼。超高层建筑是KPF的拿手好戏。全世界有200多座高层和超高层建筑是KPF的设计，在中国，包括108层的香港九龙车站大厦、480米高的香港环球贸易广场、288米高的上海恒隆广场等。
威廉·佩特森对超高层建筑充满了痴迷般的热爱，“有多少时间呆在地面，就应有多少时间呆在空中。”佩特森深信垂直庭院都市的概念大有发展空间。未来的都市建筑与超高层建筑，在他看来，于能源和可持续发展紧密相关。从物流，交通各方面来说，高楼能做到最大地容纳人口，最少地消耗能源，给都市客的生活工作带来极大便利。佩特森的建筑思维曾受到美国著名的建筑与设计评论家保罗·戈德伯格的批评。有趣的是，两人同住在Beresford. 有好事者评论说二者若在电梯间相遇，谈话必然有些尴尬吧。
我们也很好奇，隈研吾和威廉·佩特森的建筑设计思想为何会大相径庭，这或许来自于他们不同的“记忆的场”。隈研吾接受的是日本的传统教育，崇尚“清贫”、隐忍和精致，更是深受天人合一的思想洗礼；而威廉·佩特森更具有西方人追求夸张、瑰丽、张扬个性的特质。当然，我们必须相信，一个崛起的亚洲更需要后者的绚烂表象来彰显自己的今日辉煌和明日期待。
Q&A 隈研吾
《东方企业家》：你最喜欢的建筑是什么？
隈研吾：我家附近的赤城神社。很小，路过的人都不会特别注意。在绿树丛中，可以贴近自然，可以和神沟通。
《东方企业家》：你工作的流程是怎样的？
隈研吾：到达建筑的地点，一个人散步，观察地形，然后考虑选择材料。之后就是和每个设计师一样设计图纸，付诸实践了。
《东方企业家》：你为什么不喜欢超高层建筑？
隈研吾：超高层建筑是有其存在的理由，为了满足不断扩大的愿望，人们就开始追求纪念碑式的建筑物。现代社会人们对高层建筑的追求可能源自于凯恩斯的经济政策，他认为政府对大型建筑的投资可以增加财政收入，促进社会繁荣，事实上，也的确达到了这个目的。
但是911时间嘲弄了我们的错误，世界上最高的建筑原来也不堪一击，物体重心越高就越不稳定，这是小孩子都知道的道理却被我们忽略了。
《东方企业家》：那么你追求的建筑样式是什么样的呢？
隈研吾：我相信，除了高耸入云、洋洋自得的建筑模式之外，肯定有安静地矗立在地上，在承受各种外力的同时又不失明快的建筑存在。
Q&A威廉·佩特森
《东方企业家》：你如何看待“垂直庭院都市”这一概念？您比较推崇它在东京的应用，在你看来，它是否也适合上海？
威廉·佩特森：森株式会社的森稔先生常提起垂直庭院都市。有意思的是，我在明尼苏达大学的毕业论文就是写的垂直庭院都市。我在里面写，人们应当住在一个垂直的花园式高楼里，有多少时间呆在地面，就应有多少时间呆在空中。我深信这一概念大有发展空间。它当然适用于上海，也适用东京，伦敦，纽约等等许多的城市中心区。
《东方企业家》： 您的许多作品以糅合建筑设计和本地文化著称。KPF的亚洲客户也很多，您如何实现文化的融合？
威廉·佩特森：比如最近开业的环球金融中心来说，我们的设计参考了两种古中华元素：一个广场棱镜象征地方，圆球象征天圆。将设计和本地文化融合是我们的首要考虑。我相信高层建筑的设计尤其要顾及到所在地的特有气质。中国的一座高层建筑应该和地处美国的，欧洲的高楼都不一样。因为高楼全世界都有，它们是如此地相似。要在一栋楼上反应出地域的不同，表达一份特别的文化或气质是不容易的。
《东方企业家》：未来的都市建筑和超高层建筑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威廉·佩特森：未来建筑的趋势，尤其是超高建筑的发展趋势都关系到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要找到最少消耗能源，最多地容纳人口的建筑，高楼是极其有效的。从物流，交通，建筑物，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来说，城市都是可以给人们的生活工作提供极大便利的地方，未来的城市化就是各项资源的圆满连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