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世界接收（4/9）

上海英华达工厂的工人正在检验电脑主板

一般工厂的工作时间是12小时，中间有两段休息时间给工人吃饭（工厂有补贴或是免费提供），一周工作六或七天。每当工作停下来的当儿--例如流水线因为某些原因停机了，或是工人们在吃饭时间里有多余时间--很多人就把头枕在面前的桌子上并且好像马上就能睡着。中国法律规定每周的标准工作时间是40小时。因此，这意味着工人们加班很多，而这些是包括在工资里的。由于这些工人的家乡很远，回一趟家要坐几天的火车或是汽车，所以很多从内陆过来打工的工人一年才回家一次。他们都在同一个时间回去--“春节”，即中国的农历新年。这个时候港口和工厂都会放假一个星期左右，而全国的交通系统会变得非常拥挤。一家美资厂的美国人经理告诉我：”这里的工人工作很勤奋。他们年青，手脚也麻利。像美国工人那种‘我要去接孩子’的废话，在这里不会发生。”

在我参观过的每一家生产电子产品的厂房里，生产线上的每个工人都有一叠车间发给她的资料，上面有她的照片、名字、和员工号，常常还有中英文的工作指引。除此以外，也常常有一个明显的标志，显示这个工人的工作做得怎样。而衡量整个生产线的指标，则有每小时生产总量目标比每小时实际生产总量，以及容许的不合格品数量比实际的不合格品数量。我参观过的几家台资工厂里，工人的工作表现则用一棵像小孩子画的有叶子的大树来表示。每天工作结束后，树上的一片叶子会被涂成红色或绿色。如果叶子是绿色的，表示这个工人完成了她的工作指标，也没有惹什么麻烦。如果是红色的，她的车间会记一次过。一个月有一片红色的叶子是允许的；有两片就有麻烦了。

在前几波的工业化浪潮中，很多人最后留了下来；这就是为什么深圳现在变得这么大。但这里的情况跟当年美国或英国工业蓬勃发展时的情况不一样。许多来自农村的人，尤其是年轻妇女，她们打两三年工后便带着存起来的钱回到家乡去。她们会在村里开家店、嫁个本地人组织家庭、买块地、或用赚回来的钱资助还没出去打工的亲戚。

工厂生活当然很辛苦，在重工业工厂里工作也非常危险。美国Virginia Tech校园枪击案中有32个学生被杀害；在同一个星期，32名中国工人在北方的一家钢铁厂里被意外倒在他们身上的满满一罐钢水活活烫死。即使是中国的报纸，报导这件事的篇幅甚至还比不上发生在美国的枪击案--而那些重大煤矿事故，因为发生得太过频繁，已经像是交通事故般被报导。相对来说，轻工业是南方的代表产业，它比较乏味但就没那么危险。当我问一个台资电子厂的厂长关于工作环境恶劣的问题时，他说：“你有没有见过一个中国的农场？” 一个在中国工作的美国工业设计师告诉我，曾经有一个美国学者来参观他的工厂，当她看到那些女工被链子拴在工作站上，被吓坏了。但她看到的，其实是大部分电子工厂里都必须配有的地线。每个工人都要在腕子上带一个用魔术贴搭起来的环子，这些环子连着工作台，防止人体的静电积累破坏电脑芯片。

人口的流动让深圳和周边地区的人感觉缺乏归属感和安定感。华南的本土语言是广东话，但在工厂里，通用语则是普通话，因为这是来自五湖四海的人最有可能都会说的话。“我不喜欢这里的感觉。”一个来自北京的中国经理告诉我。他已经被派到深圳来3年了。他说：“这里没有根、也没有文化。” “我刚到这里几个星期时，我觉得这里没什么内涵，” Liam Casey在谈到这个他已经住了10年的城市的时候说。“不过像其他人口流动迅速的地方，流动本身就是它的特点。就像是纽约。你到了机场然后去市区，当你走出计程车时，没有人知道你是从哪里来。你可能只来了这里一个小时，也可能已经来了这里10年--根本没有人看得出来。这里有着相似的情况，让人觉得很兴奋。” Casey接着告诉我，对他来说，上海节奏比较慢，“是为游客而设的”。的确，我总是很惊奇地看到在上海的人行道上，人们是在散步而不是大步走：上海是个有着缓慢行人的繁忙都市。或者，有可能是Casey的看法传染了我。

另一拨涌入深圳和其他类似城市的人群，是来设厂的企业家。深圳开放的用意，并不在于鼓励单一个产业的发展，而在于让大部分的企业都能在这里更容易起步。

许多被这些条件吸引过来的企业家是从台湾过来的。那里主要的经济模式，是小型的家族经营企业，就像现在许多在华南的企业。大体上来说，中国内地的发展模式，相对于日本和韩国来说，与台湾的更为接近。在这些国家以至整个东亚地区，政府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来扩大工业总产值，像是税收政策、贸易条例、货币价值等等。但是日本和韩国的政策倾向于保护那些大型的数一数二的民族企业的利益，例如三菱和丰田、LG和三星。相反，在台湾做出口的是成千上万的小企业，只有其中一些后来做大做强。中国当然比刚提到的那些国家加起来都要大，但它的出口主导型的企业就比较弱了。造成这个情况的原因之一，是普遍的缺乏诚信以及贪污，还有不稳定的法律环境。即便是富士康，作为中国最大的出口企业，在去年财富世界500强的名单中，也只排名206。如果外商在进入日本或韩国的市场遇到麻烦，通常是因为国家设立了壁垒来保护本土的大型知名产业。在中国，他们会遇到的麻烦刚好相反：外商不知道该从何着手，或者是在这堆混乱的不知名的小企业里，该找谁来打交道。

对我来说，中国体系的零散性，还体现在另一个令人惊叹的深圳一景上：赛格电子市场。在这个位于市中心的七层楼高的建筑物里，挤满了几百家“夫妻店”式的电子元件商铺。Andrew "Bunnie" Huang 是一名美籍华人，麻省理工电子学博士毕业，在去了那里一趟后，他在博客里写到：“（那里有）我在美国不可能买到的芯片，以及一卷卷陶瓷电容器，这些我以前在梦里才能看到。” “我的意识麻木了，头脑晕乎了。当我走到一下拐角时，我都忍不住得意地笑起来，因为如意料中一样，前面的店里，有大概一亿个堆到天花板那么高的电阻器和电容器。” 他还注意到，“驱身往北一个小时左右”，有几百家工厂“能够接受任何有关电子产品的想法，并能生产出几乎一艘船才能装得下的数量来。” 这个市场一方面是个长年无休的贸易展，另一方面也是个供应站，让做样品和赶工程的人在急需一些电容器和连接器时能买到，它还是个让贸易商卸下多余零件产品的货物交换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