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牌译作 地震之后

457个读者 junezj @ yeeyan.com 05/22/2008 双语对照  原文 字体大小

简介

Peter Hessler(何伟)曾是《纽约客》驻中国记者,在四川西藏生活多年。四川地震后,他收到了数位中国朋友寄来的邮件,介绍当地灾情。并且指出如果中国发生灾情,那么多数发生在中国。何以如此?而他眼中的四川人又是什么样子?

四川明信片

地震之后

过去的学生对地震的报道

何伟  2008年5月19日



海斯勒先生,互联网已经断了30个小时,我刚刚打开信箱,谢谢你给我写信。遗憾地告诉你,我父母的房子垮了,但他们人都没事,地震发生时,他们都在田里干活,但我侄女当时在学校,伤得很重。现在父母跟我一起住在市中心。我们不停地出入各家医院,看望我们的亲戚们。我家里现在尽是人,叔叔们,阿姨们,还有其他很多人。现在太忙,没法多写,等到空下来时,我会跟你介绍更多情况,谢谢。

大卫

周二清晨,我在科罗拉多的家中收到了大卫的email,而当时消息传来,说中国西南部的地震灾情更加严重了。截止目前,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超过了3万,毫无疑问,在未来这个数字还会继续增加。我希望还能继续收到朋友们平安无恙的消息。1990年代中期,我作为和平队的志愿者,在四川工作,大卫是我的学生;而这是他给自己取的英文名。跟我的大部分学生一样,他在乡下长大。从我收到的这些电子邮件中,我发觉目前在乡下避难的人,总体来讲在伙食上比城里人还好一点。一个叫威利的年轻人跟我描述了他妻子在四川北部的乡村情况:

在南希的老家,她的父母正在炒制新茶,这时他们发现房子摇了起来,他们赶紧跑出去,眼前瓦片洒落,窗子震得很凶,院子里水缸里的水都晃了出来。大家很难站住,很多人只能扶住树,勉强支撑身体。

但今时今日,中国的乡间主要只剩下了老人家和孩子。基本上所有到了合法工作年龄的人都出去了,而城市的人口在极速增长——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现在有1.3亿农民都已经移居城市。城市建筑快速而匆促;最近我去了浙江丽水,工人们告诉我,他们通常用50天时间,就能盖起一座两层楼的工厂。在离震中很近的城市里,就以绵阳为例,坍塌的建筑大部分都是这一种。我原先有个叫露茜的学生,她在信中写道:

看到中国经历这么多的坏事,我们真是很难过。我给绵阳的一个朋友打电话,她说那里的情况真是很惨。很多人都被埋在倒塌的建筑里。很多学生都在哭着呼救。很多孩子也在哭,因为他们已经28小时没吃任何东西了。今天,当我再给她打电话时,已经联系不上她了。我真的希望一切都能好起来。

很多中国人都会把大地震跟政治事件联系起来。这周的灾难是继1976年以来最大的地震,当时那场地震发生在中国西部,24万人罹难。当时,威利刚刚在四川乡下出生,那里离震中非常远,可那时他父母也感觉到了震动。当时他妈妈正在给两个儿子洗澡,她的第一反应就是给孩子们套上衣服——后来她说,她不想让孩子赤条条地死去。在邻村,农民们把所有猪都杀了,连小乳猪都没放过;他们觉得假如世界末日马上就要来临,那就一定要在死前吃餐好的。

威利告诉我,这个星期,很多人对四川地震的反应,也跟中国最近发生的一系列悲剧类似。起先是在一二月时,严寒天气令交通大量受阻,有人因此死去,春节也因此被打断;接着在西藏和奥运火炬海外传递期间,又出现了抗议;而现在,地震摧毁了四川的很多地方。他写道:

这儿的人很容易就把悲剧跟奥运联系在一起。几乎所有人都觉得今年中国流年不利。有一点很有意思,我在电视上看关于雪灾的报道时,我跟南希开玩笑说,2008不是个好年份,也许中国还要来场地震。看来我的第六感很正确。而四川官方刚刚预测说,今年夏天这里会遇大旱。

中国,如果有坏事情发生,就会发生在像四川这样的地方。这个省份地处内陆、山路迢迢、地势崎岖;这里往往人口密集,而且通常很穷。当我在和平队时,四川已有1.1亿人口,这个数字真是很吓人:在地球上,每50个人里,就有一个是四川人。此后,中央政府将这个地区分成了四川省和重庆直辖市两部分,但对于此地人口众多的认识还是不可能因此而改变。而最近的地震并不是十分罕见。假如你住在四川,而且始终关注当地的新闻,你就会觉得灾难在这里是件稀松平常的事情——洪水、山体滑坡、桥梁断裂。时不时地,我就会收到一封令我如入冰窖的邮件,比如去年五月凯文发给我的这一封:

有一个坏消息,说来很伤心。我住在重庆开县的义和镇。两天前,我妻子所在的乡村小学被巨雷打中。7个学生遇难,44个学生受伤。这不是我妻子所带的班。不过在悲剧发生时,我妻子也正在上课……跟你说这个坏消息,我真是很难过。这几天,我们夫妻俩一直很难过也很惊恐。

中国人常常坚信环境造就人。我在四川生活时,对这一点深信不疑;我还从未置身于这样一群如此坚强的人们之中。四川人是天生的工人,在中国很多地方,他们都是建筑工人中的主力军。他们坚忍、不知疲倦而又意志顽强,而且信奉实有主义——邓小平就是四川人。而且这儿的人还有着特别好的脾气,天性乐观。这也许是缘自于他们适应了环境,也许是因为他们有着很好的幽默感。在周二,我又收到了威利的一封邮件:

……凌晨3点钟左右,成都又发生了一次6.1级余震,我打电话给当地的朋友,他说昨天地震时,房子就跟秋千似的。可今天下午,当我再打电话给他时,他说他的很多同事(有一些是老师)在被可怕的余震震醒后,他们干脆快活地打起麻将……

你还记得我的叔叔吗?他早年就去甘肃打工了。他的儿子在地震中幸免于难。……他在阿坝州师范学校读书,当地就在震中。今年7月他就该毕业了,不过他在燕京啤酒公司找到了一份工,公司让学生们不要回学校读书,去广西进行培训,所以在地震发生时,他正在广西培训,当时他还不知道,燕京啤酒救了他一命。

这个星期,中国不大可能再传来什么好消息了。但人们希望救援队伍仍然会取得进展,而且现在人们有理由跟四川人一样乐观。首先,看来中国政府在新闻报道上表现得相对开放,也没有对邮件和电话进行限制。第二,灾害规模本有可能更加严重。震中距都江堰很近,而当地在2001年5月起,开始在岷江上兴建一个巨大的大坝。大坝在中国常见,而都江堰新坝当年是中国“十大重点工程”之一,目的在于增加蓄水量,提高电能产值。

2003年时,有迹象显示政府在悄悄扩大工程规模,而泥沙开始在岷江下游淤积。都江堰当地已有一个水利枢纽,而且在两千多年里一直发挥着作用,被宣布为世界遗产;新坝一旦建成,将极大的危及都江堰。这个市的世界遗产办公室反对这项工程,不断联系中国各家媒体记者。记者得到相对宽松的许可,报道此件事,而口径放宽其中一个原因在于,这可以反映出新坝对文化遗产的毁灭性有多大。不过在公开反对新坝的当地单位中,其中有一个,就是都江堰地震局。

2003年8月,新坝建设被迫叫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这还是第一次如此规模浩大的工程项目迫于公众压力而被取消。(全面报道,见“unbuilt Dams,”作者Andrew C. Mertha 和William R. Lowry,发表于Comparative Politics2006年10月刊。)今天,都江堰满目疮夷,政府疲于应对,想起这里总算没有另一座大坝,总算是稍稍有些宽慰。或许等到救援结束后,政府官员们能够记起,阻止大坝建立的媒体和地震专家起到了多大作用。四川最伟大的资源永远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民众,有时候,政府真的需要聆听他们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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