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的时代：中国文学的未来

1985年那会儿，上海只有一幢摩天大厦，现如今上海都300多幢了。中国的作家们就活在这样一个时代里：6个月可以改变所有人的生活；他们面对着各式的机遇，譬如财富，但他们也邂逅了一群不愿意花多少时间在严肃文学上的民众。他们面对的困难还不仅限于争取读者和满足市场，在长居伦敦的中国诗人杨炼看来，这还包括中国政府的审查所带来的压力；这种审查“严得前所未有”。

他说：“过去我们都知道有些东西是不能碰的，比如批评毛泽东。可现在政府说：他们要建一个和谐社会。他们实际上是在私底下订立了一系列要被查禁的名目，这可比80年代更糟。”

英国笔友会“入狱作家”项目负责人，欧菲利亚·菲尔德，对这个丧气的见解表示赞同，她说：“中国仍是世界上侵犯作家自由权利最厉害的国度之一。”不能提及的话题包括（因故转译）89春夏之交、轮子功、西藏和新疆的民族文化权利。“只要有人敢越线写点这样的东西，他们就是在自取灭亡。”

中国出版业的爆炸性成长也带给人们对于黄色内容的宽容，于是有些过去肯定会禁的书现在也可以出版了——但是不定哪天就又被禁了。

“审查不再如过去那般僵硬，”长居北京的记者、翻译家埃里克·亚伯拉汉森说，“作家有问题的书可能还是能出版，只是出版社不能重印，媒体也不能报道。”这种经济上的恐吓使得作家生活在无形的恐惧中，不敢写那种东西，“自我审查是个远比政府审查坏的多的问题。”

对于翻译家尼克·哈曼而言，审查既是危险又是诱惑。写点有可能出事的东西，国内外都会叫好。她说：“查禁的书人们都想买，”但是也特别危险，诗人尤甚，“诗歌有着代表不和音的悠久历史，”因为不能直说故而朦胧而表达丰富，“但是当局如果看不懂，他们就会查禁掉。”

少数民族作家也受到很大压力，在反复审查下写作。维吾尔，中国西北的一个主要信仰穆斯林的少数民族，可以提供点案例。“一般而言，纯学术和非政治的作品可以出版，”自由亚洲电台的莎拉·杰克逊·韩说，“但在文学领域，只有那些看不出来政治内容和批评当权人物的作品才能被出版。异议作家得拐着弯儿的说话，比如用隐喻、幻想、寓意的文体来创作。”

但即使这样也不能保证安全，包括那些运用暗喻和语言的作家。维吾尔诗人Nurmuhemmet Yasin因为“鼓吹维吾尔独立”被判十年，他写了个一只鸽子飞走去找新家的小故事，这只鸽子被人们抓到后只好自杀了。这被中国政府当作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里对于他们的管理的重大威胁，Yasin被关进乌鲁木齐1号监狱，并且在2005年入狱后一直禁止探监。杰克逊·韩说：“任何人，准备在政治里掺一脚，他们的下场往往很惨。”

那些寄希望于中国在北京奥运前改善人权的人要大大的失望了。“那些政府说的要改善言论自由的承诺变成了空头支票，”菲尔德说，“过去12个月里，那些被入室逮捕和旅游禁止的人数一直在增加。随着奥运会的临近，这种情况还会继续。”

“人权斗士觉得北京在错失良机——他们本来可以向世界展示他们对人权的态度以及社会的开放程度——所以人们都很失望，”她继续道。那些写了敏感事件的人们还被关在监狱里，面临不公正的审批，长期监禁，以及劳改。“政府根本不打算重新审查一下国际社会提请他们注意的那四十几个案子。”

西方社会给中国政府施的压有没有用还有待商榷。中国作为一个市场和世界的互动带来了其他类型不可避免的接触——社会的、学术的、文学的——但这种接触带给中国社会的影响还不明显。

“很多作家对当代中文写作很有影响，”长居南京的诗人、小说家韩东说。“其实，也可以说当代的中文作品都是看翻译作品的那帮作家写的。”随着80年代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浪潮，很多西方文学艺术流入了中国，鼓励并且启发了整整一代作家。他继续道：“他们以模仿西方开始，然后随着对西方影响不可避免的焦虑，他们逐渐转向寻根——寻找中国的传统。就跟经济和政治一样，接受和抵抗两种潮流在文学领域里也在激烈碰撞。”

“中国人因为要比较中西的重要性所以很少能心平气和。想不比较不可能，但是拿西方跟我们比就觉得有点不爱国。”他认为中国作家在眼下还不能忘怀这种争论。“比如，在卡夫卡、曹雪芹、艾略特、李白等这些完全不同类型作家的影响下，你怎么让当代中国作家找到自己的路？”

哈曼认为，很多作家通过一种“冗长、华丽”的骈文风格来应对这种文学传承和市场压力。

“很多作家都用这种对我们来说过了时的风格来写作，”她说，“所以这就很难翻译。”很多译者都在犹豫不决——为了英文版更好看，到底是该删剪还是中和华丽风格。比如，姜戎的《狼图腾》，虽然获得了曼氏亚洲文学奖、并且已经卖出了两百万本，但它尽是用糜烂的描述来拖慢语速，并且“该一句说完的用一段说，能一段说完的非用一页，能一面说完的非要写一章”。

对于韩来说，他很厌恶“今天很多作家使用的这种夸张文风”，并且认为这跟“中国目前渴望成功的大环境分不开”。

“在争名夺利的过程中，他们无所不用其极。”他说，“所以会有这种文风也不奇怪。私底下我也没有觉得说要写得越简单越好——我只是想最直接、最精确的表达自己。这种想法只在这种被‘变态’占据上风的社会里才变得稀有。”

他对中国文学的未来很悲观，但这种悲观还不及亚伯拉汉森，他认为“现在只有西方的兴趣才是中国文体里最有意思的一幕。”倒不是因为西方的兴趣已经大到可以影响中国文化。他说，“现在有很多人感兴趣，但没多少人真的掏腰包买。”

那些对中国文学现状绝望的人——没有严肃文学存活的空间，市场的压力，政府那让人不想创作的审查制度——应该看到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里的那些够胆够聪明的作家。

韩说：“我觉得应该把希望寄托在一小撮作家身上，他们在重压下变得那么绝望，所以才一条心前进，所以才有可能写出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