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秘密：但愿我结婚是为了钱而不是爱

    最大的隐痛莫过于母亲与女儿之间的疏远。我与母亲不见面已二十余年。她美丽、聪慧，但是憎恨所有女性。她以她们为敌，包括她的母亲、姐妹、儿子的女朋友和妻子。当然，也包括她的女儿。

    伊莎贝拉·贾科布斯生于1918年。她父母是躲避犹太人迫害的罗马尼亚人，1911年左右来到曼彻斯特。伊莎贝拉是他们的第一个女儿。十八个月以后他们有了第二个女儿爱迪斯，接着是皮埃尔。伊莎贝拉的童年都在尽力排挤她的妹妹们并获得父母最大的注意力中度过。

    表面上看来，她的童年是出色的。在曼彻斯特高中里她在女孩子们中鹤立鸡群。但是在战前的英格兰小城，贫穷的犹太女孩很少上大学。她唯一的野心就是当医生太太。赛斯尔·弗雷德约翰，我的父亲，来自于一个贫穷的爱尔兰犹太家庭。我的父母在1942年结婚。战后，他们搬到了布莱克浦，在那里我的父亲作为一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享受到了新的全民健康医疗服务。

    我几乎不了解我的母亲。我还在襁褓中和初学走路的时候她就把我送到她曼彻斯特的父母家。渐渐长大后，我相信是我做错了什么才被她疏远，以此当作惩罚。我知道母亲不爱我。否则为什么把我送走呢？我被告知她生病了。她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在床上度过。她对我们时而表现出迷人的魅力，时而表现出突然的敌意。她相信自己是一个受害者，想要我们都服从她。

    如果我每天早上给她梳头、按摩背部，那我就是一个“好女儿”。她让我逃学“帮忙料理家务”。只是在学监来问我为什么跷课时，我才意识到不对劲。

    我们从来没有像一家人一样吃过饭。人人都说我母亲瘦，她的厌食症一直持续到老年。尽管她的身体羸弱，她还是很性感，在我弟弟大卫面前放肆地卖弄风情。那年他18岁，胳肢着自己45岁的母亲，而她半裸着，在地板上打着滚，兴奋地尖叫。她86岁的时候，令人费解地送给我一张照片，那上面是穿着长筒袜和带有吊带的腰带的她半裸着，在大卫面前搔首弄姿。

    在离开她以后我才发现还有其他女性让我看到不同的东西。

    外婆告诉我“艺多不压身”，我母亲憎恨的小妹妹，爱迪斯·纽曼，在二战期间成为本国第一个女性弹药官员，她鼓励我上大学。我母亲污辱过的女性正是驱使我走向独立的动力。不同于母亲，我现在把她们看作是我的正面榜样。

    我不顾父母的反对，二十多岁时去了伦敦大学念英语。学习给我了通往新世界的入口，新的世界远离了母亲情绪化压榨下令人窒息的气氛。这指引我成为一名演员，戏剧导演并最终成为一名剧作家。

    因为母亲的缘故，我害怕当母亲。主要原因是害怕重复她的老路，成为一个封闭的、可悲的家庭妇女。拥有自由的童年是我永不后悔的决定。四十出头的时候我与法国丈夫阿兰结了婚。他比我大，已经有了孩子，他们都像朋友一样接纳我。

    当然我怀疑自己的决定，我的一生也失去了与母亲之间密切的联系，但是2001年我在父亲的葬礼上看到她的时候，我意识到搬离的决定是自保之策。

    她迟到了45分钟。我们尽量征得法师的同意推迟了葬礼的时间，就在我说明葬礼的地址以追悼父亲的时候，一位83岁的老女人出现了。她的脸涂得白白的，精瘦、穿着紧身黑色裤子和黑色短皮夹克，黑色长发上戴着一顶贝雷帽。人数很少的哀悼者惊愕地看着她的太妹行头。我一直很难向丈夫解释我同母亲之间的关系，但看到她的时候，一切都了然了。

    伊莎贝拉·弗雷德约翰86岁时去世。我弟弟不请自来地吃晚饭，才告诉我她的死讯，宣布已经在那天上午将她火葬了。我感到怒火中烧，因为他否定了我见母亲最后一面的权利，我意识到其实他是想做母亲死后唯一的哀悼者。

    她成功地疏离了孩子们，即便是在死后。现在，当我想起这个美丽的女人的时候，我依然想知道为什么她会让嫉妒和破坏欲毁掉她原本可以美妙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