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的改变中看新中国

新地标重塑中国国家身份 如果一帮子西方人在北京新机场的航站楼里被整得晕头转向，那是可以理解的。这种晕眩不仅来自空间上的宏大，更是一种无处可逃的感觉——你通过一个入口进入到另一个世界——一个欢迎改变甚至急功近利的国家把西方世界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这种在北京的感觉对奥地利建筑师阿道夫·路斯而言就好比一个多世纪以前，汽船停靠在纽约海港的那一瞬，当他下船的时候，已然感觉穿越了文化上过时的欧洲来到了未来的起点。

由诺曼·福斯特设计的富丽堂皇的机场航站楼加入了一组卓尔不群的新地标行列：保罗·安德烈设计的鸡蛋形状的国家大剧院；雅克‧赫尔佐格和皮埃尔‧德‧梅隆的国家体育场，也就是“鸟巢”；PTW建筑师设计公司的国家游泳中心，它具有半透明像枕头般的外立面；以及雷姆·库哈斯为中央电视台设计的总部大厦——倾斜的塔楼互相连接的形式被认为是近来最富有想象力的建筑壮举之一。

评论声不绝于耳，这些高调的工程项目张扬地表达着这个国家成为全球中心的蠢蠢欲动。然而，这些建筑不仅仅单纯只是生硬权力的表现，就如同16世纪在罗马，19世纪在巴黎那些被建造的伟大建筑一样，中国以宏伟的建筑带来的新气象与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智慧积淀有着莫大的关系。

每一个建筑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体现一种早已超出公共空间本意的新中国奋斗精神。虽然有时他们近乎侵略性的规模令人望而生畏，但也同时反映出这个国家在努力获得作为一个新兴民族的认同。

福斯特先生设计的世界最大的机场航站楼，纯粹地表达了中国欣然接受现代主义的理念。它那迂回的外形看上去像是并排放在一起的两个飞盘，有人也把它比喻为一条龙。然而，它真正的前身是柏林的Tempelhof机场，这座由阿尔波特·斯佩尔先生设计的作品也是航空建筑的里程碑，在上世纪30年代，被看作是进入新欧洲的门户。两座机场都是这两座城市未来成为移民城市的预表，从纽约中央火车站到巴黎火车站大厅。

像Tempellhof一样，北京机场航站楼通过广阔的空间来炫耀航空旅行的魅力，同时还有些别出心裁的体贴设计让人不觉空空荡荡，而福斯特先生更把活动性的理想状态推向了极致。首先印入眼帘的是被嵌入航站楼天花板中流光溢彩的灯管，然后到达的旅客们会在一个光滑的斜坡上步行，接着穿过一条宽敞的步行桥抵达高架广场，从那里他们可以选择通往北京各个地区的交通网络——火车、地铁，运河和停车场。

自从7年前北京获得奥运会举办权的那一刻起，这座城市的格局就完全被改变了。这不得不令人想到上世纪中叶在美国进行的一系列庞大的公共建筑工程，人们无限地信奉技术至上。谁能想到美国人的信心被之后新奥尔良的卡特里娜飓风所摧毁？而在二十一世纪，同样的梦想正在被中国人以十倍的规模重塑。

高耸的艺术，阻隔的画面

然而，当你从机场驱车赶往市区时，对中国令人惊讶的变化的感受很容易就被削弱。公路两旁新建的高楼乏味而又丑陋，大多都建在封闭的小区里，这是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的一种反映。虽然大多数楼都是在奥运会筹办阶段建造的，但糟糕的建筑质量让它们看起来足有几十年那么陈旧。

  这是中国拥抱现代主义的另一面：就像给战后欧美现代主义运动蒙上污点的那种白板规划一样，中国在建筑上的试验也同样交织着希望和痛苦。似乎所有的一切在这里都成为可能，从理想中乌托邦式的胜利到漠视个体生命所表现的空虚灵魂。

这些矛盾和紧张的情绪体现在由安德烈先生设计的国家大剧院上。剧院的主体外观是钛合金和玻璃构成的椭圆形穹顶，四周环绕着清澈的浅水池。剧院位于天安门广场以西的长安街上——一条紧挨天安门的东西走廊。

沿着这条大街，有许多为纪念解放十周年时建造的社会主义地标，从人民大会堂到北京火车站，还有革命博物馆。自从三十年前在故宫对面修建毛主席纪念堂之后，这座剧院是在这个历史核心区域建造的为数不多的文化建筑之一。

最近一次和安德烈在北京喝咖啡时，他形容这座建筑是一个“向普通市民开放的地方”。

   “这个地方让人沉静”，他说：“这座建筑你不能去触摸，我想让它保持那种神秘感。你穿过树林来到水边，但你也可以涉水而行，我希望人们能理解这座建筑是为他们而建的。”

但是建筑本身对称的设计和整体结构引发了其他的解读。被周围水池孤立起来的建筑强调了进入的程序：来宾必须沿着主楼梯进入地面，穿过水池下方，然后才能进入穹顶大厅。看起来似乎这座剧院是用一条巨大的脐带与城市相连。

这种进入方式让人引起怀旧的比较。严蒙（音译）——一位在文革后成长于北京的中国建筑师，某一天下午，当我们驶过广场的时候，他告诉我，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天安门广场是很多层面上这座城市的社会中心。“当时，路上的车子很少，更容易让人亲近。你能看见人们在广场上放风筝、打牌。” 自1989年天安门广场示威游行和政府暴力镇压发生之后，这座广场周围被设置了路障。如今你一定要穿越有保安队伍巡逻的通道才能到达那里，这是种比胁迫来得更恐怖的经历。一旦你来到广场，会发现广场更像一个旅游景点，那里的中国人基本上在买卖廉价纪念品。

严先生说国家大剧院迂回的入口更像是1989 年镇压的历史回声。“它不再属于任何人”当他谈到广场的时候，“它的存在就是控制。”

推进更多的可能

但是，一些象征中国崛起的宏伟建筑反映了关于未来更富启发意义的解读。至少，他们的存在触及到探索这种可能性的边缘。

奥林匹克体育场和国家游泳中心建在北京中轴线北侧十公里处。在两者之间，雅克‧赫尔佐格和皮埃尔‧德‧梅隆的体育场因已成为奥运会的象征而更为人所知。它巨大的椭圆外形包住了建筑物外部由密集钢结构编织而成的主体。就像他们的崛起一样，这是一项被当作公共雕塑的浩大工程。钢筋结构外部巨大的推力暗示着他们极力地去容纳和承受内部的活动。当这座建筑物空无一人时，那种强度被奇怪的放大了，好似在一次大事件要来临之前的胆战心惊。

然而，关于体育场未来的冲突强化了新的中国怎样被解读的压力和不安。这座体育场位于幅员辽阔的公园中央，周围环绕着一排排高层建筑。奥运会后，赫尔佐格和德‧梅隆先生希望把这些建筑改造为一个大型的公众广场，作为社区的观赏之地。

但政府更倾向于用围栏把它围起来，这样一来恰恰磨灭了鸟巢最具吸引力的特色——像公园似的开放空间。某当地开发商提议在结构的另一端出口建一个地下购物商场，更进一步破坏了设计理念中对于公共精神的诠释。

“这个建筑是开放的，”赫尔佐格说，“是一件公众的雕塑作品。”但是，作为设计师，他所能做的只是不断地施加压力。“即使他们设下围栏，将来总有一天，他们会把它拆除”，他满怀希望地说。

库哈斯先生在设计中央电视台——这个国家电视台的总部大厦时面临着相似的压力。电视台距离其南部北京新商业区仅几英里。有关允许多少公众访问的漫长谈判已经结束——这无疑是建筑师的巨大痛苦——中央电视台的主管威胁要关闭穿过此地的两条公共道路。届时，一座巨大的停车场也仅允许该企业的员工使用。

距离完工日期还有一年，新CCTV大楼已经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和争议。一些人对库哈斯先生接受设计央视总部的委托提出谴责，把这种行为比作斯大林苏联时期发起的1931到1933年期间苏维埃宫殿竞标的项目。本质上来说，他为一个巨大的政治宣传机器设计了一座纪念碑。

一座不朽的建筑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这个课题对于我们所有的期待来说都是一个可怕的挑战。赫尔佐格、德‧梅隆和库哈斯先生是同一代的设计师，现在都已是五六十岁的人，他们早期的作品都拥有主流现代主义思想的精华，反对形式上的压迫。他们在建筑的巨型结构中加入不对称元素，并为那些社会的弃儿和不适者创造空间。现在他们面临的问题是，怎样巧妙地调整语言来向他们的客户——集权政府和跨国公司们，解释这种初衷。

在中央电视台总部大厦的设计中，库哈斯先生首先就从外部把一些来自人性角度的痕迹给打破了。这座建筑没有常规意义上的窗户，没有楼层过渡之间的明确指示。这些形式完全扭曲了你看这个建筑的角度；似乎从建筑的角度，它是宏伟的；从人的角度看又是无比狭隘的。

结果就是你几乎不可能凝视这座建筑物。视线穿过周围玻璃和钢筋高楼的轮廓，它有时看起来更像是尺寸缩小的儿童玩具。从其他角度看，它似乎受到了无比巨大的压力，用地面上的悬臂努力支撑巨大的体重。

这不仅是一场游戏。库哈斯先生表达出对新的全球文化差异的认识，并在这个过程中寻找一条能用建筑架起的桥梁——用以弥补个体生命亲密的程度与急速转动中大众社会趋势之间所产生的差距。对于当局的形象，他做了模糊的传达。第一眼是壮观的，下一眼又是晦涩不堪的，这座建筑不稳定的形式仿佛在诉说对于权力集中的集体焦虑。

他在设计中为社交活动腾出了大量空间和地方。建筑物内部被构思为一个无止境的公共活动场所，有咖啡馆，观景台和画廊，画廊一直延伸到建筑物的一条支撑腿，并设计了从另一条腿返回的通道连接地铁。

建筑师把建筑物公共和私人空间的分界看作是刀光剑影的战场，随着社会标准的改变和演化，这一界定会被不断修改和调整。然而，现在决定CCTV开放程度的并非设计师，而是这个公司由政府任命的董事会。

这个建筑将带我们去向何方尚待分晓。几个世纪以来，建筑师们渴望用他们的建筑启发或改变人类的文明，却很少给社会带来什么影响，只看他们留下孤独的光彩。在中国，故事的结局可能依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