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国之行---解读东方巨龙

我的中国之行---解读东方巨龙

 

现在的中国历史已经逐渐演变成为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但是，当一个国家不是以一个明确的政法体系相互协作为基础，而是仅仅依赖于个人诉求时，危机就潜伏在当下。

 

作者：Peter Hessler

摄影：Fritz Hoffmann

翻译：MICYAYA

 

一张廉价又单薄，看似洋葱皮的纸，便是我的学生们呈现给我论文。这些及其脆弱的纸制品，轻易便可撕碎，倘若置于灯下，他们便会因热灼烧。英语本身是有缺陷的，但有时候却能赋予文字更多的力量。“我父母生长在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一个叫HUNT的年轻人写到，”父母告诉我，在那个时候，他们吃树皮，草等类似的东西。我外公外婆思想保守，不允许我妈妈去上学，仅仅因为她是个女孩。”另外一个同学是这样描述他母亲的：“虽然她的头发已经花白，牙齿也开始松动起来，但她仍一如既往地辛勤劳作。”这些主题在学生们的文章中司空见惯，他们所看重的是耐心，勤劳，所以他们都乐于描写家庭。而国家大事则使他们感到费解。“我是个中国人，但我觉得很难看清楚自己的国家。我相信很多年轻人跟我有同感。”一个名叫AIRANE的女孩如是说。

 

 

她的老师我亦是如此。1996年，我曾经作为一名世界和平组织志愿者被派往中国，那是我第一次来到这个国家并学习其语言。那时，我所坚信不疑的只有一件事，就是这个地方必将面临改变。当时邓小平依然在世，尽管有很多关于他已日薄西山的传言。香港仍是英属地，中国未加入世贸，北京申办2000奥运会失利。在长江中游，中国政府正在进行世界最大的水电站三峡工程的兴建。我当时被派往一个名叫涪陵的小地方教书，那里日后很可能受大坝影响而迁移。从我上课的教室放眼望去，便可看见长江。每当我望见那条奔流不息的大河时就会想，她是如何变成一条条分支的细流呢？

 

 

最初我所获取关于中国的信息大多来源于那些连篇累牍的纤薄纸张。对于我的学生来说，过去的日子可能是痛苦的，因为在他们所记载的文字中，很多都是关于痛苦回忆。

甚至一个类似鸦片战争式的遥远事件也能激起他们的强烈愤慨。因为中国人认为这些外国侵略者在中国建立了新的统治秩序。但一说到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现代社会灾难，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就会缄口不言。“如果我是毛泽东，”一个善辩的学生JOAN说，“我肯定不会让那些事情发生在1966-1976年间。”但是他们不愿意去评判他们的长辈们，EILEEN写到，“今天，当从我们的立场看待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觉得父辈们当时的做法有些盲目和滑稽。但是如果我们客观的考虑到那个特殊的年代，我们就能够理解他们的做法了。每一代人都有他们自己的酸甜苦辣。对于年轻的一代来说，重点是理解而非批判。

  他们是生长在后毛泽东时代的第一代中国人。到了1978年，当邓小平为实施改革开放迈出了第一步----市场自由化的时候，他们中的大部分还只是嗷嗷待哺的婴儿。我的大部分学生都来自农村，在他们小时候， 80%的中国人口都是农民。他们的父母很多是文盲，甚至其中一些人的奶奶都裹着小脚。所以，我的那些学生中很多人，都成为第一个走出他们家乡，来到大学校园的人。  

他们的专业是英语。他们希望通过学习能改善一些国家由于历史问题而产生的外交紧张局势。自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便在开放国门到底是机遇还是挑战上摇摆不定。而到毛泽东对外全面排斥思想，则导致了中国长达20年的政治孤立。相反的，邓小平采取了另一种方式，即鼓励对外开放政策，在20世纪90年代期间，所有中学都设置了英语课为必修科目。这个是个严重缺乏师资力量的国度，为此很多我的学生去了县城投身教育事业。

 

 

当然有时候，那些顽固的盲目排外思想仍可在他们的文章中窥见一斑。有一次我以“你们痛恨什么？”为命题让大家写作，结果在这些轻似鸿毛的纸张上我感受到了从未如此强烈的愤慨。他们痛恨日本在1930年入侵他们的领土；他们憎恶台湾仍在国民党的统治之下。“我恨所有那些阻碍我们发展的国家，”SEAN写道。其实国际事务同历史一样，都属于私人恩怨。一个名叫RICHARD的学生甚至痛恨一个他素未谋面的人-----台湾总统。原因是“李登辉不顺天意，违背民意，他希望台湾能在他的领导下独立。”

 

 

现如今，中国视对外开放更多为机遇。同样，我的学生们也表现出了对外面世界的极大好奇。他们不停的问我关于美国民俗习惯，法律制度，工业生产等方面的问题。其中一个来自于他们中最贫困家庭之一的学生DON，在给美国克莱斯勒公司的总裁ROBERT先生的信上写到，“由于我家乡的经济发展仍很落后，我希望能在那建一个汽车制造厂。”

 

这些年轻人，他们都曾是梦想家，但我必须说他们中的某些人现在已经相去甚远。每个班里都会有出类拔萃的学生，就像我的一个名叫VANESSA的女学生，她不仅年轻漂亮，英语也是班里最优秀的一个，而且她的想法总是与众不同。“总有一天，我要到美国去，去看看那里宽阔的，一望无际的中西部大草原，”她写着，“我想要看看土著人是什么样的，他们怎样生活的。‘与水牛共舞’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

 

在完成了世界和平组织的任务之后，我一直留在中国写作，最终在这里一呆就是十多年。在那期间，我见证了许多重大事件：邓小平逝世，香港回归，申奥成功。同时也可以看到中国人民的愤怒，例如在北约轰炸中国南联盟大使馆之后的示威游行。同年，抵制法轮功邪教成为重中之重。几年之后，SARS的爆发又把世界的焦点重新投向了中国。

 

 

但是这些事件清晰的反映出他们对于中国人平均寿命的影响是如此之小。与现在不同的是自八国联入侵北京城以后，每十年就会出现至少一次的重大政治格局巨变。无论是日本侵华，抑或是文化大革命，还是1989年天安门事件，这些都是一些暴力强制干预。总之20世纪是个敏感的多事之秋，这也正是我的学生如此谨慎回顾历史的原因所在。

 

也许正是这种艰难岁月的意识才使得20世纪90年代显得如此不同。它是现代中国第一个没有重大政治变化的十年，也为21世纪中国的和平稳定发展奠定了基础。尽管有一些少数的政治变化，但是这个国家仍在进行着日新月异的变化。这几十年，中国经济正在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无论与其他任何国家还是以往任何年代相比，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摆脱了贫困的生活状态。中国正在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城市化进程根据地，据估计已有一亿五千万人走出了乡村，走向了城市，并且其中大部分人在沿海地区的工作。在更多的改革措施引导下，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国，比美国对于农作物，肉制品，以及煤炭钢铁的使用量还要多。但是除了邓小平，没有哪个政府敢采取如此饱受争议的政策。现在，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就是减轻人民负担，起码是减轻经济上的压力。在当代中国政府权限放宽的政策下，人们可以自由经商，寻找新的工作以及家园。在历经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强权领导和政治动乱下，现在的中国历史已经逐渐演变成为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但是，当一个国家不是以一个明确的政法体系相互协作为基础，而是仅仅依赖于个人诉求时，危机就潜伏在当下。中国正面临着环境危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主要二氧化碳排放国家之一，水资源和其他一些基本能源严重匮乏。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农村人均收入仅为城市的三分之一，这是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最大差距比例。这些问题的涉及范围都很广，关注程度又很高，因此解决起来相当棘手。由于政府仍严格限制政治自由，人们只能尽量去避免谈论这些问题。我的学生告诉我涉及这些话题的内容都很敏感且私密---如历史，政治，外交-----但是这种方式在造成隔阂的同时也存在一些联系。比如很多中国人都抱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观念。

 

 

这些年来我一直与一百多个以前的学生保持联系。当年那张廉价轻薄的纸张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更多是电子邮件和电话。他们中的许多人仍在教书，住在小城镇，有些住在新兴中型城市。因为移民迁徙，他们的那些古老家园，亦如很多中国农村地区一样，一去不复返。“家里只剩下老人和孩子，”我的一个名叫MAGGIE的学生最近来信写到。“好像农村正在遭受日本人的侵略，人们都逃亡去了一样。”

 

 

尽管我的学生们都曾包容他们长辈们的缺点，但他们似乎感觉到与现在的年轻人之间有着很大的距离。“当们还是学生的时候，师生之间并没有这么大的代沟。”SALLY写着，“现在我的学生们都有自己独立的看法和观点，他们谈论民主，独立，自由和权利。我觉得现在不是他们害怕我们，而是我们畏惧他们。”一个同学指出现在很多学生都来自独生子女家庭，很多孩子被家长溺爱和纵容着。“我们的童年都非常单纯，但是现在的孩子却不一样，他们更多的被现代物质影响着，甚至性。但是回想我们年轻那会儿，性对于我们来说简直就是禁忌。”LUCY说。

 

 

最近我做了一个关于他们的生活如何改变的调查问卷。答题者来自全国各地，从东部沿海的浙江到西域高原西藏。许多人都说他们的物质生活得到了翻天覆地的改变，“我毕业于1998年，那时我告诉我妈妈，如果我每个月赚600元，就满足了。”ROGER说，“但事实上如果过去我每月可以拿到400元，现在我就的拿1700元。”当我问起他们最宝贵的财产时，70%的被调查者都认为是那些通常贷款买来的房产。还有一个人说的是他最近买的汽车。这些人依旧很乐观，当我问他们对自己的未来幸福感能打几分时(满分为10分），他们回答的平均分为6.5.

 

 

 

当问及什么使他们最为担心时，一些人说到人际关系，一名女性被访者写到，“在中国，婚姻不再安全，现在离婚对于中国人已经司空见惯。”在受访者中，一对背井离乡的夫妇担心他们作为外来务工者的社会地位，“我觉得我在中国倒像个老外。”WILLY写到。但是在这些担心中，最多的还是来自贷款偿还。“十年前，我担心的是能否拥有一个温暖的家庭，”BELINDA写到，“而现在我所担心的是能否偿还银行贷款 。”她的同学中没有一个人表达对政策改革，外交关系或者其他一些国家问题的关注。没有一个人谈到环境。

 

 

我同VANESSA失去联系已经有好几年了，她毕业后的第五年，我收到了一封来自她的电子邮件。她在一个生产电子元件的公司担任销售职务，“我改变了很多，现在生活在中国一个大都市深圳。。。你知道像America II 或者 Classic components corp这样的美国大公司么？他们都是我的客户。能与他们合作我感到挺骄傲的。正是因为他们是全球闻名的大企业，布什总统去年还参观了America II。我之所以喜欢这份工作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能学以致用。”

 

 

之后我去深圳的时候，我和V在香格里拉酒店的大厅见了面。“你见到我的车了么？”V说，在得知我并没看见她的到来时，V的失望之情溢于言表。随后她告诉我那辆车是她未婚夫刚刚送她的礼物，“他是我们公司的老板。”她又补充说。

 

 

她看起来仍旧美丽动人，所以我就不得不在脑海中浮现出一个老板的应有形象：五十多岁色迷迷的男人，正抽着中华烟对着手机咆哮。但我却对V说我想见见她未婚夫。

 

“哦 ，他就在外面等着。”V说，“他必须开车因为我还没驾照，我太忙了。”

 

于是我们走到了外面，在停车场我看见一辆银色的宝马Z43.0I敞篷跑车（在中国的售价约为80万RMB），我朝里面张望着：他没抽香烟，也没打手机，平头，脸上长有粉刺，衣着凌乱。他礼貌的微笑，然后走下车来跟我握手。这公司的老板只有2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