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裁决

《纽约时报》
2009年1月10日

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丑闻曝光后，白宫法律顾问阿尔贝托·冈萨雷斯于2005年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作证时说：“我们非常在意调查真相、让相关责任人为此负责。”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允许美军对其羁押的囚犯施以酷刑以及残忍、不人道和侮辱性待遇的政府最高决策层中，冈萨雷斯先生是其中一员。误导公众和提供懦夫式证词的冈萨雷斯先生当然没有资格索取我们的纵容，但他或其他参与虐囚决策的人都不应受到犯罪指控——不是为他们，而是为国家考虑。

有人说，如果我们的生存受到了威胁，酷刑就是正当的；但是这一辩辞除了其伸缩性之外，还有别的瑕疵——它依赖于含糊其辞。我们的肉体生存不是凌驾于道义的生存（自古以来人们为了某些更高的价值献出生命），而是我们作为有尊严的人类充当一个公正社会的代理人。我们授权下流行径，就不可能不危害到我们以公正社会为形式的生存。

当选总统巴拉克·奥巴马与参议员约翰·麦凯恩一样，都明白这一点，我们期待下届政府将会终止虐囚行为（如果还没有终止的话），因为大选的结果表明公众对布什政府及其关键人物的明确否定。对有些人来说，这不足以证明公正和人性的价值之重要性，布什政府保护我们免受更多恐怖袭击时公然藐视了这些价值；还有人敦促对他们提起刑事诉讼，但这一要求应予抵制。

理性、温和社会的标志是，领导人和政权交接时，那些移交出权力的人应该留给历史去评判；而在野蛮的社会，执政党被赶下台就意味着面临羞辱、流亡和谋杀。

与之截然不同的是，西班牙和南非等新的民主国家不再对以往政权中哪怕最卑劣的恶棍进行公审和迫害，表明他们果断地超越了仇恨与报复的政治模式。与南非及其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形成对照的是津巴布韦总统罗伯特·穆加贝的野蛮愚昧及其治下的衰败之国。

再想想罗马皇帝的更替、苏联的列宁与斯大林、或长刀之夜希特勒干掉他最亲密的心腹和政敌。敦促对我们即将卸任的领导人提起刑事诉讼，把过去八年的悲剧变成一出法庭戏，这种主张不过是夸大其辞，等于继续施行仇恨政治。

我们的诉讼当然与斯大林式的公审不同，但却带有我们特有的律师文化之荒谬感。想想刑事诉讼实际的样子：首先，我们将要调查、传唤出庭、宣誓作证、大陪审团，这一套主要为的是让被告说出自己不愿意说的话，于是他们可以更轻而易举地被控以附加罪名——作虚假声明、伪证和妨碍司法公正。

于是，属于审判的一切应有尽有——旷日持久；穿插了动议与延期；被有线电视频道密集跟拍，在很多乏味的栏目里由所谓的专家小组没完没了地评论；整套奇观不是给公众以启发，而是让人稀里糊涂，难以增加人们对法律的尊重。这是律师和法律迷的盛宴；而其他美国人则希望着手解决目前和将来的大麻烦，刑事诉讼对他们来说将是令人难堪和分心的事。

普通人犯同样的罪要进监狱，位高权重者就该逃脱吗？答案是，这不是同样的罪行。政府官员不是中饱私囊的贼，他们代表我们行使权力时所犯的是政治罪；低级军官就更不该因为服从他们的命令犯罪而受刑事追究。

那纽伦堡审判和审判日本战犯呢？也不对吗？一点儿也不。那些人在侵略战争中犯下了反人类罪，卢旺达、塞尔维亚和苏丹的领导人也犯了这类罪行。

如果你看不出希特勒与迪克·切尼、斯大林与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毛泽东与冈萨雷斯之间的区别，我们的讨论就毫无意义。这不仅仅是犯罪规模的不同，我们的领导人是在保卫国家和人民——尽管缺乏道德自律——抵御毫无道德自律的冷血攻击者所发出的恐怖威胁。

我们对法治的尊重使我们相信，法庭、法律程序和法官能够纠正每一个错误。但我们必须记住：我们的领导人终归是由我们选出来的；他们的行动一般要经过代表我们的国会议员的批准；我们在2004年又一次选择了他们。今年11月4日他们被选民抛弃，以及公众和历史对他们的记忆，才是对他们所作所为最恰当的回应。

Charles Fried, 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现代自由》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