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力挺不靠谱的朋友

　　一位中国知名学者最近说，北京的奥运雄心已经改变，现在到了该承认的时候。政府不再期望办成有史以来最好的奥运会，他说：不出麻烦地办完事就行了。

　　这似乎是个悲观的结论。我们也许得指望从其他城市的奥运会那里，更多地去体验属于体育的那份欢腾兴奋而不是历史；当然，北京有光彩夺目的体育场馆、新建的地铁和摩天大楼，一切都逢迎着中国的崛起，但是本次奥运会将会有什么特别吗？不见得。快乐开心已经让位于安全措施。

　　可以断定，俄罗斯妓女会与“自由西藏”活动者一起被拒之门外；但荒谬的是，正是中国想要吸引的人——旅游者、体育迷和商人——难以拿到签证。

　　未获批准的外地食品运输车不许进京，由此我们可以断定，为了防止人们瞅见藏旗一星半点的影子，给每个人的生活造成不便已被视为小小的代价。

　　明白了这一点，当看到以下更重要的新闻时，我们就不觉得奇怪了：中国反对审判苏丹总统奥马尔·巴希尔在达尔富尔所犯的罪行；中国驻联合国大使乐于阻止、阻止、再阻止可能让津巴布韦总统罗伯特·穆加贝承认大选失败的任何动议。

　　恰恰在中国最应该关心世界如何看待自己的时候，中共却似乎不作丝毫努力去安抚西方舆论。但实际上，这种决策都源自身居庙堂者生硬的惯性思维。

　　2007年，世人还在谈论奥运会也许能激励中国向世界展示一张轻松的面孔时，苏丹和津巴布韦发生了巨变。

　　中国开始劝说巴希尔先生接受联合国的提议，确保达尔富尔地区的秩序；向津巴布韦表示，除了人道主义援助以外，将停止向其提供援助——看看这副千疮百孔的空架子，再援助也无济于事，一位官员直言不讳地说道。

　　即使在当时，中国依然坚持自称是这两个被国际社会唾弃的国家的“朋友”，这不仅仅是装好人：中国的外交辞令常常被信以为真。

　　说到奥运会，西方国家认为，奥运会可以在短时间里让中国“变得像我们”，这个想法错了。北京的承诺是展示其自己的一套本领——正如宣传手册所称的，要办有中国特色的世界级运动会——而不是复制西方的做法。

　　2001年北京赢得奥运举办权时，中共总书记是江泽民，而不是现任的领导人。奥运会完全是江的风格——按党的标准来说是辉煌盛大的。江曾留学苏联；会说英语；时不时唱上几段意大利咏叹调。他喜欢加入世界领导人的俱乐部，并利用它来转移世界对中国更大野心的恐惧。

　　其继任者的个性却极为不同——胡更重视意识形态、不那么具有国际视野，而且对于与西方领导人交往也不那么感兴趣。我曾听过胡锦涛主席给财富500强企业领袖宣讲社会主义民主的优越性。他正试图用奥运会控制不请自来的价值观冲突。

　　然而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中共认为它优于西方国家之处是：不受制于舆论。也就是说它可以不受限制地作战略构想，而且在重要事务上绝不让步。在与西方化的痛苦较量中，中共对本党的存亡命运一直不肯听之任之，怎么会现在放任自流？

　　即使外国人感到失望，但是受多数中国人欢迎的奥运会依然是成功的。外国人欢迎的是能够输出民主价值观的奥运会，这样的奥运会在北京出现的概率较低，在苏丹和津巴布韦也不太可能出现。

　　中国相信，如欲获得长远的利益，就要支持自己的生意伙伴，而不是在其独裁体制的口碑变得不如中国时，就抛弃他们。

　　20世纪80年代，中国惊愕地看着善变的美国和俄罗斯坐视附庸于他们的独裁者被废黜。中共当时看护着自己的利益，但道德观受到了些许震动：怎么能为维护帝国利益而牺牲盟友，让暴民当道？在建立自己的外交和经济帝国时，中国决心不犯同样的错误。

　　种族隔离和皮诺切特在西方负疚的良心上留下的污点被清除掉了，对此感到欣慰的西方人大概希望中国被证明走错了路，而且终有一天要为选错了朋友付出代价。不过目前还没有这样的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