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历史舞台上最后一出大戏——苏维埃共产主义的垮台——中扮演主要角色的是,三个斯拉夫政治家: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列赫·瓦文萨和瓦茨拉夫·哈维尔。他们依然在西方国家的首都受到热情款待,并从国际巡回演讲中获得高额报酬。但在国内,他们面对的是近乎蔑视的不屑态度,如今他们连在地方电视台接受采访的机会也少之又少。在这三人中,哈维尔自然最具写作才华,有能力写出所有政治生涯是如何以失败告终的,即使在政途中或许有过重大和意想不到的胜利。
哈维尔称《布拉格城堡的一个来回》(To the Castle and Back)为“我写的怪异小书”,这种自嘲的表述一如他典型的冷嘲热讽式写作风格。《布》是一本奇特的书,有些内容极精彩,处处可见他对文学和政治的洞见,原创而且不凡,但通篇结构松散。我们一鳞半爪地看到了作为荒诞剧作家或哲学家的哈维尔;也略微窥见了作为异见人士的哈维尔,对于极权体制下的生活,他的分析富于想象力,成了苏联及共产主义所面临的最大思想挑战。天鹅绒革命期间,他在我们眼中是一个行动者;其后他作总统时,我们视之为英雄,他改变了生活方式,不再深夜与其他知识份子泡在波西米亚酒馆,而是在“城堡”中过着刻板的生活,身边围着一群马屁精。
本书的问题是,他把三本不同的书捏合为一本,但却不那么成功。主要单元是捷克记者卡雷尔·维兹拉(Karel Hvížd’ala)与哈维尔的长篇访谈。访谈的一小部分涉及变革之年——1989年,经过几个月令人目眩神迷的高潮戏,铁幕在这一年滑落了;访谈的大部分内容涵盖哈维尔的总统任期,即1990至 2003年。与访谈并列的一个单元,收录了总统哈维尔处理捷克的日常政治事务时,写给顾问和官员的一系列电子邮件、便笺和命令。虽有引人入胜之处,但是难以看出这与本书的第三个并列单元有什么联系,第三单元是哈维尔2005年卸任总统后出访美国那两个月的日记。
虽未明言,但哈维尔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其人生第三幕中的大悲剧是在政治舞台停留太久。他伟大的历史性贡献在于,帮助祖国从专制制度下解放出来,并领导捷克作为繁荣的民主国家重返欧洲中心。如果没有哈维尔,1991/2年捷克与斯洛伐克的和平分离可能会像前南斯拉夫独立一样造成流血冲突。如果他在(比方说)一个总统任期结束后放弃政治、重返文坛,那么作为一个划时代的政治家,他的声誉将会确保无虞。
捷克人欣赏他的勇气、他的正直、他的诚实和他的幽默感。但当人人都想尽快致富、越富越好的时候,他那些反对市场资本主义疯狂蔓延的理想主义高谈阔论就渐渐为人们所厌倦了。在最后一个总统任期里,他的第一任妻子、受人尊敬的奥尔嘉(Olga)刚去世不久,他就与一位女演员结婚了,这使他的支持率急剧下滑。他太诚实,所以写作时并不回避这些有争议的事情,常常无情地自我批判,并且总带有自嘲的魅力。
在后共产主义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捷克政界的一大谈资是哈维尔与瓦茨拉夫·克劳斯(Václav Klaus)的交恶。克劳斯是20世纪80年代持不同政见的经济学家,在哈维尔任总统时当了好几年总理,后来成为哈维尔在“布拉格城堡”的继任者(现在依然担任总统)。《布》中大段地描写哈维尔战胜各路对手,或者抱怨另一个瓦茨拉夫(译者注:指克劳斯)在一些事务上的做法,而这些旧事人们早已淡忘,这种段落读来并不比其他政客的回忆录高明。
然而对其他当代政客不去触及的话题,作家、哲学家哈维尔却要发表见解。特别是,与谈戏剧一样,他在书中也专门有一章谈政治,因为“政治需要符号、标志、仪式……,它们通常传达了正在发生之事的意义”。
还有谁,失去权力之后,仍对人生怀有期待?在1989年东欧剧变之前,哈维尔正在写一个剧本,灵感来自《樱桃园》(The Cherry Orchard)和《李尔王》(King Lear),讲的是一个失势的政治家被迫搬离官邸,他无法接受这个打击,疯了。最近他完成了剧本,取名为《离开》,此剧刚刚在布拉格剧院公演,这部精巧利落的剧作与哈维尔奇特的回忆录携手面世。












哈维尔:变革者、总统、剧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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