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你能感觉到力量对比的转移，但我们都在为同样的问题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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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提摩西·贾顿·艾许   香港
  • 卫报       2008年11月20日   周四

今天早上，我在南华早报读到一则消息：袋鼠是起源于中国的。报纸的消息来源是澳大利亚袋鼠基因组研究中心，因此这应该是真的。那接下去将是什么？熊猫起源自法国？奇异鸟来自哥斯达黎加？

这是个混乱的时代。天空中充满了怪事。昨日的金融巨人如今化为乌有，通用汽车此时也成为了政府门前的乞丐。就在我们的眼前，世界正在被重塑，而在香港，很多世界顶级的贸易商，正默默地纪录着这些转变。

从香港这个独一无二的东西方融合点来看，首要的，也最明显的转变，是从西方转向了东方。更具体地来说：是中国力量的加强和美国力量的衰落。就像在香港那些被人行天桥相互连接着的各种摩天大楼穿行，人们在看AIG大厦时可能会充满忧虑，而看贝聿铭设计的那幢深色玻璃外墙，呈刀刃状的中银大厦时，却可以让人感到更加自信——虽然福斯特设计的汇丰大厦也还挺得下去。在电视上，曾经是全美大学生优秀橄榄球员的财长保尔森，在国会面前，他罕见地失去了往日的沉着，原因大概是他提出的救助计划本身，现在也需要接受救助。而与此同时，胡锦涛却能镇定自若地率领由600位商界领袖组成的代表团出席在秘鲁举行的亚太峰会。中国主席将在秘鲁签订一份双边贸易协定，这会让中国取代美国，成为秘鲁的首要贸易伙伴。

印度财长在接受一家地方电视台采访时，一脸满足地指出，华盛顿峰会是20国峰会，而不只是8国峰会。他表示，峰会本该如此，也应该保持这种形式。中国领导层的一贯谦虚表态也曾一度中断（什么？超级大国？我们？），中国主权财富基金监事长金立群表示，发达国家应该“谦虚地”寻求发展中国家，例如中国的帮助。这番话暗批要求中国注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言论，他评论说：“如果你既想让中国为越来越严重的金融危机花钱，同时却又不愿意给我们更多的投票权，那么没人会想跟你合作的。”

力量的转移会带来意识形态的转移吗？显然，美式自由市场经济从某种意义上说正被乌云遮盖，即使在自由市场贸易温床的香港也是如此——而中国大陆积聚巨额外汇储备的中央调控市场混合经济，在现在这个危机中显得更有吸引力，看上去前景更加光明。我听说，一些香港人，带有一些国民自豪色彩地如此解读中国的经济模式。但他们在大陆的亲戚和朋友的诸多经历，让他们对中国的体制上的弱点太熟悉了——社会不平等、腐败、缺乏社会保障，还有运作低效——都让任何关于中国模式熠熠生辉的简单想法难以成立。

事实上，我听说了一个有趣得多，也更微妙的事情。现在正在进行一个务实的、跨越整个中国的大讨论，而香港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家也有参与。那就是中国社会如何才能让高效的市场经济，与能与美国比美的本土企业家精神结合在，并融合进公平度、社会凝聚力，或者说“和谐”？在这些大而空泛的口号背后，有着一个危险而且不稳的社会现实，中国的民众经常走上街头示威——公安部公布的记录显示，在2004年有大约7万4000起“群众聚集”事件——甚至就在本周，甘肃省还发生群众与防暴警察冲突并破坏政府建筑物的事件。如何建设社会和谐？我们欢迎所有的建议。嗯，几乎所有的建议。

无可否认，意识形态的框架还是很重要。胡主席不会推动他称之为“民主资本主义”的东西，同样，即将成为前总统的小布什，也不能接受“美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在那些大口号之下，现实总是出人意料的。例如，大部分人认为美国是小政府的国家，而中国是大政府的国家。但香港学者王绍光估计，中国目前中央和地方政府合计只占了GDP的20%。而在美国，这个数字却比中国还要高，有多高要取决于你住在哪个州，但资本主义的美国政府占GDP的比例，毫无疑问比社会主义的中国还要高。

真正重要的是什么东西有效。香港有些人甚至把复杂的实用主义延用到政治体制。这不仅是民主或不民主的问题，或者他们称之为黑猫白猫的问题。民主之下也会有很多的阴影。比较有意思的建议是，采用香港用来“选举”特首的制度——由功能界别（不同经济部门、宗教团体，甚至还有中医行业也有20个名额）的提名代表组成选举委员会，他们有最终决定权——这是中国领导层正在观察的一个模式，中国正在考虑如何把它称之为民主制度的东西延用到国内的体制里。

如果这能成真，那就太美妙了，也将成为一次进步。但我对美国总统大选的印象实在是太深刻了，以致于不能接受香港这一模式是完全的民主。的确，完全专制与民主自由存在诸多差异，但总在某处有一条明确的界限，而且并不难找到。来个测试：如果你不知道谁将赢得大选，你可能就是在一个民主的环境中。我们当时也不敢肯定奥巴马一定能赢的——还记得吗？谁将继承胡主席不是中国人民能自己决定的。这条界限很清楚，也很基本。

当提到社会经济学时，我则认为，在市场经济的天地里，不存在任何显而易见的界限，没有黑猫白猫——这里面只有在增长、社会凝聚力以及环境可持续之间，或者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的各种复杂因素达成平衡。正如中国大陆、香港还有甚至于台湾，都在对中国社会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进行复杂而间接的讨论，因此，对中国的政策制定者来说，坐下来和印度或者巴西的领导人讨论一下，你们那边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我们在国内是这么处理这个问题的，这样做很有意义。

大英帝国的诗人吉卜林曾经到访香港，写了一首著名的诗歌，叫做《东西方民谣》：“啊，东方就是东方，西方就是西方，它们永不交汇……”如果这句话曾经是对的，现在也不再是这样了。它们一直在交汇并且融合。那首诗继续写到：“……没有东方和西方之分……当两大巨人面对面地站在一起……”而这些天我们看到的则是：这个涌动的星球上，当衰微的政府试图满足人民躁动的需求时，真的不再有什么东方和西方之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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