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生的片花-克鲁格曼自传之二

为Nordhaus做事的第一个夏天，他提出了一个思考油价合适定价的模糊想法.我有幸可以见识到他把这个模糊地想法提炼成一个经济学模型的过程,然后又见识到了这个模型是怎么改变每个人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的.我本来也许得多年之后才碰到同样的经历,但是我却有幸可以这么早就知道所谓做经济学到底是怎么回事.我1974年从耶鲁毕业,作为Nordhaus的学生,自然而然的到了麻省去读硕士研究生.

70年代中期在麻省的日子真是让人陶醉.一个是因为,那是一个宏观经济学发生理性预期改革的年代.麻省的高级教师们都是有点怀疑主义,凯恩斯主义的东西还在教着-这是件幸运的事情,因为到80年代equilibrium macro would become a faith held in the teeth of adverse evidence.尽管如此,对于学生们来说,那个时候就好像什么都要重新被发明一样.我依然记得当时我们一帮人在午餐的台子上一起研究预期几何学的时光.对于那些对国际宏观经济学感兴趣的人来说-因为1975年Rudi Dornbusch的到来意味着很多学生都是的-让人兴奋的还有可以试图去搞清楚新的的世界浮动汇率的问题，那时候这就像是一个谁解决就是赢得荣耀的问题。

最终在麻省我第一次找到了一种经济学家能在世界扮演更广阔角色的感觉.在Rudi Dornbusch到麻省的时候,他是经济学家中的经济学家,以他论文的教学时的清晰而闻名.我当时看到的是,他成了一个政策的领袖,他的建议被全球各地的政府和银行采用.我不知道这种放大型的角色是否以前有过,但是对我来说,这完全是崭新的.

1976年夏天,作为麻省学生团的一份子被派往葡萄牙的中央银行工作三个月,我迎来了第一次成为政策世界的我的尝试.当时因为处于革命和恢复的结果,葡萄牙是相当的混乱.很大一部分的困难在于搞清楚到底怎么了.从这段经历中我认识到的是一些很简单经济学理论的作用,同时也认识到了无法诉诸实现的理论的无用性.特别是,在当时一个连发现经济输出是增了还是降了都成了巨大挑战的国家这种经历,让我以后面对那些告诉你可以有潜在有益的政策存在但是却没法给出到底这个政策是什么的经济学模型一直都持有过敏症.

尽管在麻省我学了很多很多,我依然还是没有真正离开trailing clouds of glory.我十分渴望离开研究院,理由很简单,我当时还是很内向和孤独,我希望走向这个真实的世界能帮助我冲出我为自己建的壳[因为同样的理由,我拒绝了Bob Solow邀请我参加哈佛研究社团,我怕会孤独的坐在办公室坐上三年].结果是,我草率的写了一篇毕业论文,里头甚至没有一片我以前写的真正好的论文.还好,耶鲁给我一个offer.但是直到我第一年教书的中期我才发现自己成为了一个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