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NGO

 在512地震随后日子里，志愿者开始涌入受灾区进行医疗、食物及资金救助。媒体迅速投入到对这些救灾行动的报道之中，高调宣传了中国城市中专业人士驾着崭新的私家车连夜赶到震中，还有不断地捐助他们的工资去购买药物的众多事迹。当这些人们本能的把他们十几年一直以来令其荣耀的致富事业放在一边，将注意力转到救灾时，正如一位学者所称，“社会责任意识的冲击”席卷全国。

 
      但媒体却更多的关注这种集体悲痛促使中小学学生为救灾捐款或一个中年妇女让飞机满载救援物资。全国的志愿者自发的赶来在当地组织或小型团体之中联手工作救灾。震后的日子里，中国共产党并没有组织公众响应，而越来越多的自发回应却令人注目。当志愿者驱车到现场协助时，当网上出现众多的筹集活动时，一个新的问题浮现出来：中国是否存在一个民间社会？这次地震，难道会如《多伦多环球邮报》所言：“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在这个帝王和专制者统治了几个世纪的国家，具有广泛基础的公民社会出现的第一个标志”？

       关于民间社会和非政府组织的话题始于20世纪90年代，但真正独立的致力社区发展或解决社会问题的基层组织有也很少。甚至这些术语也造成问题，出于政治敏感性，人们常用“非营利组织”而非NGO（非政府组织）来描述以社区为基础的团体及他们在中国所发挥的作用。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学术研究中心在中国各地的知名大学成立，它们的一些设想旨在增加学生的实践经验，他们作为在各自领域主导的倡议中心而出现，开通热线、组织研究和收集政策性文件，提倡旨在保护环境或妇女的权利或法律改革等方面的进行有策略的诉讼。

 
       大学为基地的中心在许多方面都是非政府组织的前身。在2000年初，他们就开始过渡到一定数量的更独立的基层组织，其工作与公民发展或人权问题息息相关。与大学中心不同的是，这些非政府组织没有正式的固定在于一所大学或研究中心，他们往往占用着小型商业场所或居民住宅。虽然资金和人员欠缺，他们却分布于全国各地，并着眼于一系列重要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在青海自治区，由藏族人创办的一个非政府组织解决少数民族人口安置和扶贫、试行一项将中国法律翻译给藏人以提高法律意识的运动、并开设讲习班教授牧民他们受法律保障的各种权利等方面的工作。在贫困的西南地区贵州省的首府贵阳市，一个非政府组织的发展论坛为地方社区团体提供办公空间，并为他们开设用于筹集款项、活动策划、社区外展的学习班。一个为劳工倡议的非政府组织在北京，深圳和沈阳都设有办事处，以帮助民工融入城市、收回装修款或拖欠工资。其最近的计划是在全国10个城市开设办事处。

中国官方非政府组织的数量如同中国增长的其他众多统计数据一样，出其的高而且计算概略。2005年民政部的报告上“社会团体”数目是168，000。但这个数字包括从慈善组织，艺术和文化协会再到体育俱乐部等一切团体。这些是否都是“真正的非政府组织”仍存在争论。在这些数以千计的民间组织中，有极少数是直接参与解决与中国社会的关键问题。而这些中的许多团体未注册或为了避免审查而登记为商业实体。

在非政府组织团体中对于什么组织才是“真正的非政府组织”存有争论。在中国，基层的非政府组织活跃分子通常认定那些注册了的非政府组织为了避免官方的制裁而牺牲了其自主权。新成立的非政府组织将摒弃旧法，与政府保持了更多的协作关系，这对于在九十年代中期成立一个组织是有必要的。相比今天，当时建立非政府组织自由度要少。争论的焦点还有就是将非政府组织中正在做“安全”工作与政治敏感性工作区分开来，前者的工作可能包括帮助老人小孩，后者的工作诸如环境或外来务工人员等问题。但安全和政治之间的分界线在许多非政府组织看来是件好事。

非政府组织领导人自身最大限度的去淡化其工作的政治性质。农村发展的非政府组织与农民商谈扶贫、经济发展和有效的市场策略，其实他们的基本工作是在体现政策制定中农村利益的重要性和保护农村产权的必要性。但很少有非政府组织领导人会如上阐明其宗旨。艾滋病非政府组织可能会着重于反对歧视，但他们并没有作出保护其工作场所的郑重声明。妇女的非政府组织正在努力提高妇女在地方政府中的人数，但他们的重点是在传统上对妇女存在的偏见，对腐败成风、缺乏公平和使许多在机关的男女在基层平等上的透明投票程序上则少一些。

这种语言上的的美化不仅是一种生存策略，它反映了中国非政府组织持有的与政府成为合作伙伴的一个普遍愿望。他们要认真对待并将社区发展问题引入商讨中。新的非政府组织项目旨在与当地政府机构建立更好的关系。在大多情况下，非政府组织想要成为忠诚的干预者，当他们看到突出问题时呼吁政府采取行动，而非在更广泛的政治舞台上与政府作对。

       但也有迹象显示中国政府有可能将非政府组织合作视为合作伙伴。在2007年，四川省发表了一份报告，宣称将非政府组织在预防艾滋病毒的蔓延和艾滋病等问题上是“不可替代”的合作伙伴。新华社通讯社援引当地卫生官员的话说说：“抗击艾滋病毒/艾滋病是一场持久战。在此期间，非政府组织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他们可以去那些地方开展一些政府组织是无法进行活动。”这种声明虽然不多，但为非政府组织团体中增添了希望，即可能会给予他们更多的空间在政策协商和服务提供上发挥作用，。

 独立的非政府组织面对的不仅是党和政府不愿意将他们看做对话者，政府主办的“群众组织”也在阻挡着民间社会的发展。这些长期性的组织，如全国妇联和全国工会通过当地办事处已将触角一直延伸到了基层。当基层的非政府组织在当地社区开展工作时，常常干涉到这些准官方组织的工作领域。

      中国的群众组织在国际舞台上也明智的得益于其非政府组织的地位。全国妇联是联合国指定的非政府组织代表，在2006年，中国向委员会提交报告以消除一切形式的妇女歧视。数个独立的妇女团体也参加了会议，但他们的陈述时间显然被缩减，并且最重要的是，他们并不认为他们可以写受批评的“影子报告”以表达他们对全国妇女权利的关注。中国的群众组织将悄悄地消失，以腾出空间给独立的非政府机构带头解决民间社会的问题是不大可能的。 

生存策略

关于中国民间社会显著的问题是，“它有多大自由？”，中国的非政府组织能够真正运作，组织和解决问题，而没有政治上的限制或压力吗？这个问题——如同中国现在面临的其他许多问题一样——是一个盲人摸象式的问题。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工作处于体制的制约之下，但这种体制并非己创。他们设定自己的日程安排并策划自身活动，但他们也知道何处是界线，及如何精明的使自己处在安全的位置。

当中国南方的一个劳工宣传小组的组织者在努力教导当地工人新通过的《劳动合同法》后遭暴徒袭击——这次袭击许多人都认为是厂家与当地警察共同策划——此地其他的劳工宣传组织开始讨论进行基层推广的“生存策略”。这些策略包括在直接面向工人之前先与当地官员及厂家商谈，并且最重要的是，争取地方媒体的支持，就他们的工作写一些表扬的故事，这会使当地官员难以再打击他们。其他的非政府组织在其组织会议或讲习班时将大学作为一个突破点，使其参与其中，以使项目看起来更具有理论性和学术性。还有一个策略是在群众组织或当地政府中找到合适的支持方，可以为讲习班和培训研讨会提供掩护。

尽管压力重重，但很少有非政府组织领导人却步不前。那些正在进入到NGO工作，特别是作为NGO领导的人都意志坚定，才华卓越。有时，对腐败和低效感到失望使他们放弃政府部门职位。还有时，他们希望能够对社区工作多做贡献而离开私营机构或学术单位。他们的年龄范围——一些人50多岁，许多人都在30多岁——但是他们志同道合。有帮助人的激情和动力，也有成为领袖的急切和渴望，他们衷于权力且尊重领导制度，在这方面，他们极像民主社会中的政治家。

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和青年专业人才选择进入非政府组织工作，而非进入国家的政治系统。北京一个学院的高级研究员在参与了一项由妇女发展NGO组织的权利意识培训后潸然泪下，她曾为了未来而彷徨挣扎，原想只有加入全国妇联的行列才是实现解决妇女问题的唯一选择，参加培训班之后她认识到这里有许多致力于帮助妇女的民间组织她可以加入。

目前，中国的民间非政府组织相对弱小。他们在争取主要来自国际捐助者的有限资金。国内的资金源直接针对的是官方的非政府组织。在一次赴美研究访问中，中国艾滋病非政府组织领导人对美国的地方政府和地方艾滋病援助组织之间的关系很惊讶，它们不仅获得国家和地方机构的拨款，根据法律，还必须参与到社区规划委员会中决定联邦艾滋病资金的使用。

目前没有迹象显示中国政府在不久的将来将会与非政府组织作为平等伙伴共事。在国内，甚至在一个特定领域非政府组织的合作是有限制的。当一群环保活动家签署了联名信，要求公平审判的一个非政府组织研究员，网络监察部门下令网站删除此信。但是一些非政府组织正在挑战这些限制。


    特别是艾滋病非政府组织，正处于领先地位，扩大了合作的范围。作为一笔来自全球基金组织的受援国资金用来抗击艾滋病、结核和疟疾，中国政府兴建了国家协调机制（CCM），这是一个利益相关者的咨询小组，由政府卫生机构、全球基金捐助者、大使馆及多边组织官员、来自当地非政府组织的民间社会代表、还有结核病、疟疾和艾滋病感染者等组成。全球基金的任务是使民间社会的声音成为能汇聚到“某个部门”。只有17个非政府组织参与的第一次民间社会代表的选举大会在2006年年中由于政府干预和双重标准而失败。

       全球基金对选举进行调查后要求在一年的时间内发起一次新的投票，并敦促中国的艾滋病组织寻求办法来扩大参与，包括许多未经注册和基层团体协作抗击艾滋病。2007年的2月和3月之间进行的第二次选举，有124个NGO参加。定于2009年春天的第三次选举期望NGO与会者的数目能够增加。

但全球基金NGO的选举故事对于中国越来越多的NGO而言并不仅此一个。NGO参与选举在国家范围中传播，与多种的选民一起抗击艾滋病，像静脉注射吸毒者和性工作者、同性恋权利团体和倡导团体、农村社区、感染艾滋病的妇女和儿童、将艾滋病视作在政府资助的诊所中卖血而引起的大群中国中部地区农民、血友病团体及关注于少数民族和边境地区艾滋病的组织。中国公民通常没有机会走到一起解决这些敏感问题。
   

作为向CCM选出一位NGO代表这一进程的一部分，艾滋病NGO向一个NGO工作组选出代表，这个工作组有可能成为一个联合体，能够代表全国其他组织进行呼吁。在中国没有这样的其他直接选出基层代表的机构存在。人们只能想象，如果环境问题NGO、外来工团体、妇女团体、家庭业主协会或农民协会能够同样选出这样的全国组织，这些团体能够对中国的政治制度产生影响。

至目前为止，政府对独立NGO的回应一直徘徊于矛盾和敌意之间。既不取缔也不接受中国NGO的单独推进，步入它们能够进入的任何政治空间。最大的问题是他们的出现是否会像“正偏孤岛”——引述自哈维尔——它们出现在中欧和东欧以及促使这些地区进行了政治改革。地震当然显示了NGO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但“偏差”的问题对于执政党而言值得更大关注，这将对于这些初期的组织造成挑战。

    单单考虑中国NGO在国内现阶段将发挥的作用是缺乏远见的。中国NGO正日益增强与来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欧洲和美国的对口组织的经常性接触，包括探讨气候变化、全球化、艾滋病、反种族歧视或当前的任何问题。中国政府可能不只面对国内的NGO，它也会看到国外的一些组织，还有常常在全球民间社会运动中处于中心地位的其他各国政府和跨国公司。

中国的第一批NGO正在脱离萌芽时期而不断成长，他们的未来，就如同所有儿童的未来一样，不可限量。但成熟时期可能会艰难，它们面临着资金的、项目的和政治上的压力——任何一种原因都可以让一个NGO倒闭，而且这没有任何一种压力显示出衰弱的迹象。中国NGO领导人对他们的目标信心十足，但对实现这些目标的能力却无把握。一个30岁左右的黑龙江省艾滋病NGO领导人最近说道：“中国的NGO除了热情，什么都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