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形而上学背景并不妨碍有同样的人权

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的伦理观、人权观念：人类学家若埃尔·多拉瓦尔（注）向我们讲述这些理论在中国的传播情况。

采访者：亚历山大·拉克鲁瓦

《哲学》杂志：表面看来，马克思主义的救世主与乌托邦特征与中国传统思想如此格格不入，它是如何传入中国的？

若埃尔·多拉瓦尔：在中国悠久的思想历史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一种“救世主”情结，不光在被皇朝定性为异端的宗派太平天国运动中存在，在传统的儒家学说内部也有。古代阐释教义如公羊学（春秋战国时代－－译注）曾经秘不传人，后来在中国清朝末期由改革派拿来使之成为救世的理论依据，宣称世界将达到“大一统”时代。中国与现代民众解放理想的接触最初是因为醉心于一种思想，但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无政府主义。尤其是俄国人彼得·克鲁泡特金（Pieire Kropotkine）主张的共同体主义。只是因为布尔什维克的胜利才促成极少数的激进派列宁主义者（党派、理想主义、大众运动）占优势。而1949年毛泽东能够取得胜利就是一个历史偶然的最好例证，因为没有日本的侵略及其造成的毁灭性打击，毛泽东是不大可能成功的。

《哲学》杂志：在1916年发表的《儒家与道家》这本著作里，马克斯·韦伯解释了在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资本主义，因为儒家学说阻止了西方世界的理论进入中国。那么今天资本主义与新儒家思想又是如何相互调节的呢？

若埃尔·多拉瓦尔：在这本书的最后，韦伯指出，当时日本的现代化应该是受到了文化主义阐释的保护。他并不分析两个“理想模式”即资本主义与儒家思想在普遍意义上的相容性。他只对历史的个体感兴趣，并首次提出现代资本主义出现的问题。基督新教所谓的“伦理”与中国文人相比是可以说明一些问题的，尽管没有得到普及，却构成了一种简单的因果关系，无法重复。韦伯的假设与中国从西方引进资本主义这一事实并不矛盾，因为中国社会主流已变成后儒家，这一资本主义的现代形式就可以从传统习俗（家庭观念、社会等级的尊重等）中获取部分补偿而得以推行。从这点上来说，如果历史学家仍在讨论韦伯的这个假说，那么它在“亚洲四小龙”现象中就很说明问题。

《哲学》杂志：您对人权的普世性要求如何看？在中国的普及又是怎样的？在一个没有“自由”概念的语言中，在传统学说－－佛教与道教－－均没有西方个人主义观念的情况下，是否可以提倡“ 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

若埃尔·多拉瓦尔：自由与权利在中国确实是新词，但使用了一个世纪以来，无论对于倡导者还是他们的反对者都不陌生了。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中说，人人生而自由，享有受尊重与平等的权利。中文翻译是中国合编者、律师张彭春（音）的功劳。今天，台湾的民主体制已经部分实行了宣言中所提到的人权，说明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无论在台湾岛还是大陆都是可行的。在现实生活中，中国大陆维权人士，比如农民的土地被当地腐败官商无理占有时，他们完全可以清楚地向西方人解释他们所要争取的权利。问题实际上只存在于第二层面的阐释以及实施层面的合理性，不管是思想（如国家维护民族的原则）还是哲学方面的（如知识分子援引某一特殊学说如儒家的理论）。哪怕我们没有统一的形而上学理念，也完全有可能达到一致的意见，比如反对酷刑的使用，反对在民众当中挑逗某种情绪。就是在西方社会内部，一个由普世原则自动建立的人权，基于无法避免的不同历史背景，也可能由别的民主思想家根据他们的理由提出质疑（如美国的新实用主义者）。这并不是道德相对论，因为就像法国的启蒙运动，中国的儒家注重普世观点。正是混淆了实用主义与形而上学，才使有些欧洲人也会偶然遗忘了他们本民族的文化历史。而原教旨主义由傲慢与无知混合成爆炸性物质造成的任何排斥都不会令我们惊讶。在法国，我们需要更多地关注“民主基本原理”的不同形态，这对欧洲内部也是有用的，可以提前缓冲中西方对立冲撞的诱惑。

注：若埃尔·多拉瓦尔是中国南方文化人类学专家，曾发表《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