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赞成抵制北京奥运会和反华宣传续篇（加注） 让－吕克·梅郎雄 作

我不赞成抵制北京奥运会和反华宣传续篇

法国参议员让－吕克·梅郎雄作

2008年4月21日

王道余译

我的前一篇博文[i]，即关于奥运会、西藏和中国的那一篇，如果考虑到它引发的众多反应，对我来说将来可能会成为一个重要的事件。可以肯定地说，这不是我开博以来写得最好的一篇。我当时写得太快，文章的表达方式也因此受到影响。幸运的是，其内容没有受损。这篇博文意思毫不含糊。当然，我仍坚持那些意见，并可签字画押。自那以后，巴黎的反华示威引发的损害带来的冲击波继续蔓延。认识到他们被操纵了的人渐渐多了起来。今天的这篇博文我先说说我上一篇文章及其让我了解到的一些反应。然后我回到所论正题。最后我谈几句对中国的更加一般性的认识。

我的惊讶

当我写下以上文字之时，我的上一篇文章引发的在线评论（即跟帖）达2440条。此外，我参议院的邮箱[ii]还收到1500封邮件。对我来说，这些数字已经很了不起了。要知道，我认为在非选举时期的法国，不是任何一个政治评论都会引起这么大反响的。此外，我对这件事发表评论的每一个视频观看人次都成百上千，我接受法国二台早间节目访问的视频还不知被谁加上了中文字幕[iii]，引起了轩然大波。这件事本身可以在思考博客作为一种特殊媒体的力量时用作素材。另一方面，这些反应的内容又使我大为吃惊。这么说吧，一开始我以为自己会完全被孤立和误解。但事实证明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从我的那篇博文刊出后的最初几个小时起，然后特别是我到欧洲第一电台[iv]接受艾尔卡巴赫（Jean-Pierre El kabbach）[v]采访后，然后是上电视，街谈巷议和通过邮件表达赞成意见的多了去了。我相信很多法国人对巨浪般的媒体变得非常不信任了。经过了两次海湾战争[vi]、提米索拉[vii]以及法国对欧盟宪法的全民公决[viii]，人们对媒体的判断力产生了一种健康的怀疑。随后，我以为对我的观点会有很多随意简化、断章取义和假装糊涂。在小小的政治圈里倒确实不乏这些情况。与此相反，当周围拥护僧侣统治西藏的不负责任的洪水依然泛滥之时，那些决定给我讲话机会的人对我的意见十分尊重，对我的独特观点也慎重其事，他们的这些行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艾尔卡巴赫、弗朗索瓦丝·拉波德（Françoise Laborde）[ix]、罗朗·旭克耶（Laurent Ruquier）[x]和保罗·阿马尔（Paul Amar）[xi]请我参加了他们主持的听众人数众多的节目。偶尔也有一些粗野点儿的情况。但这本来就不是请客吃饭（原意为请我到牧场去）。对我来说这种情况也不会阻止我迎难而上。在这一行的低层次里，人们继续根据吠叫声音的大小来增加知名度。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当然这是个很小的例子，却让我忍不住面带微笑。说的是就是这个可怜的希尔文·阿塔尔（Sylvain Attal）[xii]，他是所谓的自由派里面那种自动应答电话机似的自由派记者，用他满怀谦逊的话说，他“踏上了博客之旅是怀着为振兴法国新闻作出贡献的愿望”，绝不逊于此。人们在读到他在评论意大利的选举时的这些话时将感谢他对这项伟大的事业作出的个人贡献：“梅郎雄的亲华倾向不过是一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它曾一度在意大利十分强势，但在这次议会选举中已经被完全消灭了。”全完了，不是吗？至少这样我们明白了阿塔尔提出的是哪种复兴。

一件不寻常的工具

说几句对博客的总体看法。很久以来我就参与竞选，我使用过很多载体来表达，因此我有能力对这个新工具的作用进行测评。多么神奇啊！它创造了前所未有、无与伦比的传播能力，并能将一项讨论的各方联系在一起。我们不应该仅仅看到通过这种方式产生的以石击水般冲击。博主与跟帖人以及跟帖人相互之间的互动也是很重要的东西。因此，当我仔细阅读打印好的一大叠邮件和帖子时，我从中吸收到了十分丰富的观点和信息。当然，这里面毫无疑问也有不加论述的冒犯和赞美。但是它体现了一种反应的状态，因此其本身无论是形式还是把握的角度都很有意思。大量的帖子提出了他们的分析。这些帖子是最珍贵的。其中很多帖子使得我在接受电台或者电视采访的时候修正或者调整我的论述。这里我想到的不只是他们带给我的信息。我指的还有他们带给我的修正我所犯的一些错误或者我的表达可能产生的一些误解的方法。例如，我指出这次事件引发了反华的种族主义，并成为各种亲西藏情绪的大背景，却完全没有为那些可能因此觉得受到了个人攻击的人着想。我论述的方式将一次宣传攻势的深层次背景与那些真心相信这是一次为争取自由的斗争而参与其中的人的观点混为一谈。自那时起，我已经在表达意见的方式上有了更好的技能。

拉开距离的责任

在这种情况下我想提出的这种讨论，其目的不是要抹黑与我观点相左的人。我的目的是在深信不疑的墙上打开一个窗口、并将讨论建立在逻辑论证的基础上。这是通往理性的更可信之路。在理性论证的冲撞中，人们可以说服自己而不必贬低。人们可以坚持自己的判断，但这已是在明白了原因的情况下。讨论和反对有很大的作用。在这个媒体巨浪的时代，我们的敌人其实是视而不见。盲目的良心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疾病。所谓盲目的良心就是那种以未经证实或者经过裁剪的事实的名义进行理性行为的良心。但认真说来，这有什么新鲜吗？我想起了一位十八世纪的百科全书派学者，他曾说“没有比讨论根本不存在的原因所产生的结果更无用的事了。”在这个媒体饱和的世纪，作为一个诚实的人，其良心的第一要务就应该从原则上与所接收到的信息拉开距离。有时候人们由于一些引起怀疑的蛛丝马迹而被带向这条坚持谨慎、甚至是克制的守则。这些蛛丝马迹的作用就像是一种提醒。然后就产生了警觉。在这件事情上我的警觉有三个层次。很显然其中有一个是我对中国历史的了解，我对达赖喇嘛的了解，这些都跟我听到的那些转圈重复的东西是不一致的。但是老实说，使我坚信我对这次（反华）运动的怀疑的按钮却是我对巴黎这几个对这次反华操纵至关重要的媒体英雄的了解，他们是“记者无疆界”组织的罗伯特·梅纳尔（Robert Ménard）[xiii]以及国民议会中的人民运动联盟（UMP）[xiv]代表、法国－西藏小组主席莱昂内尔·卢卡（Lionel Luca）[xv]。这两个人着实让人生疑，不说事情本身，光他们在以必要的名义行事时提出的那些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的动机就足够了。

两个让自己名誉扫地的英雄

先说第一个，罗伯特·梅纳尔，只要是对拉丁美洲感兴趣的人都知道他。梅纳尔是那个地区在美国政府活动方面一个明目张胆却笨拙而不称职的代言人。对其他人来说，他对全世界记者的捍卫也仅仅集中在那些让这个政府（指美国）不高兴的国家。就说美国吧，他唯一捍卫过的一个记者就是那位因为透露了曾对关于伊拉克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谎言提出抗议的中央情报局密探的姓名而入狱的女记者[xvi]。事后证明，她是奉布什总统及其在此事上的左膀右臂迪克·切尼先生（Dick Cheney）[xvii]之命行事的。而此人在这之前已经被《纽约时报》解聘，原因正是由于她向该报提供了大量关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虚假信息。我从其它更加恶心的事例中简单援引这件事，是因为它可以很好地说明罗伯特·梅纳尔跟美国的新保守主义政策及布什一伙的最新化身是多么的如影随形。因此，梅纳尔搞的任何运动，就像这次的反华运动一样，都不可能在与他的美国政治朋友的目标相对应的政治框架之外。这是不可能的事。那样，无论是其资金来源，还是那些“无偿”帮助实现他所有运动的美国机构都不会支持的。如果有人想了解这个十分特殊的英雄是何许人也，及其与新闻自由更加特殊的关系，那么，读了由马克西姆·韦瓦[xviii]那本由阿登出版社（Aden）出版、资料丰富的著作《记者无疆界组织的真面目》会感到十分惊愕。

这第二位叫莱昂内尔·卢卡，这位国民议会中来自阿尔卑斯滨海地区[xix]的人民运动联盟代表完全忠实于其反共原则。无论是谁，他如果大口喝海水就会吞下小鱼。我祝好这一口的人好胃口！卢卡先生曾提出一个议案，试图在法国恢复死刑。他还曾联署那个要求肯定法国殖民史积极方面的著名修正案[xx]。他还在2007年提出了旨在“承认旺代大屠杀”[xxi]的法律议案。我想我可以省省力气，不必再向你去展示如何在这些充满极右翼气息的立法倡议和此人的反华叫嚣之间建立联系了。

关于中国

我承认我对这个国家的兴趣和友好之情常常使我在看待其所作所为时比更加冷静的观察所要求的多了一些偏爱。说一个人对一个国家怀有友好之情，这意味着某些超越目前这个政治性时刻的东西。我喜爱中国是因为其历史、其美丽、其文化、其山河、其分分合合。我对这些的了解是通过阅读100多部小说以及一些内容广泛的书籍得来的。如此而已。于是有人据此推断，说我现在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是左翼人士，中国政府因此就自然是我偏爱的政府。这样的人显得没有多少政治洞察力。将法兰西的共和社会主义者同中国共产党人混为一谈并不太聪明，不过是想损害其圈子中这个或者那个人的政治名誉罢了。首先，他们应该自问这些个政治标签是否与他们这次宣传想诋毁的东西本身相符合。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演变对任何人都不是一个秘密。我们是否还应该这么对待它，仿佛其信条同五十年代时一模一样？但是很多时候恰恰还是这样。但是，我不相信那些这么做的人也真心这么认为。为这么在这个问题上总是有两套语言呢？在社会主义国际（即第二国际）[xxii]圣保罗大会[xxiii]上，中国共产党是作为特邀客人参加的。没有任何人对这个邀请提出异议。我是法国社会党代表团的成员。皮埃尔·莫斯科维奇（Pierre Moscovici）[xxiv]是这个代表团的团长，他会见了应邀作为客人参加的中国共产党强大的代表团。没有任何人提出要抵制这次会见的想法。这次会见跟其它任何会见一样，很正常，很轻松。当萨科齐总统几个月前去中国（访问）的时候[xxv]，有没有一次提出西藏问题呢（现在他在这个问题上倒是说“不排除任何事情”），又有没有提出抵制（奥运会）开幕式呢？没有，当然没有。幸亏没有。今天的这些忸怩作态是纯粹的虚伪。但是，以这样一种不负责任的方式行事，体现了对现在真实的中国的误解和对其人民文化敏感性的极大蔑视。那些相信中国政府能够通过警察手段就维持并且治理一个有着10多亿人口的国家的人就大错特错了，他们对所发生的事情也根本理不出一个头绪。植根于民族主义的政府政策在中国人民大众那里得到了响应。对政治混乱的担心是中国人政治文化中的中心论点，任何人只要对（中国这样）一个幅员如此广袤、人口如此众多而且经常遭受政治分裂所带来的磨难的国家的问题进行一下理性的思考，就能够认识到这是基于所有人都能够理解的常识性理由。了解到这一点，恐怕只有西方领导人漫无边际的自负才会使他们自己相信我们的国家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令人放心的参考。历史上西方对中国凌辱的痛苦记忆、柏林墙倒塌后二十年来无情反对俄罗斯的一幕幕、将其周边邻国一个接一个地纳入北约的残酷意志、[xxvi]对全世界各地美国眼中钉国家的统一的残酷打击（如科索沃独立这个例子所表明的），所有这些让每一个热爱其国家的中国人都认识到西方这些操纵者不时表现出来的对西藏和人权的钟爱中真正的危险意义是什么。中国的老百姓完全有理由对此表示怀疑。他们有理由这么做。在巴黎这次可悲的事件中，我们的国家已经在中国人的心中遭到了沉重的打击。我说的就是全体中国人。也就是说包括一般的老百姓、知识分子还有各级领导干部。人们相信正是我们法国人，而不是其他任何人，纵容了针对奥运火炬在巴黎传递的令人屈辱的诡计。中国人知道在法国这个如此喋喋不休于新闻自由的国家却查禁了那些让人们可以看到一个袭击者伤害一位残疾女运动员和陪同她的盲人的图片。尽管袭击者是一个英国人，同那些个带着数百面西藏旗帜来到这里的最具进攻性、尚未在商业领域发现的抗议者一样，但是这已经不重要了。人们就认为这是我们的问题，因为在中国，人们对我们的期望最大。人们期待我们能最好地理解他们，因为在中国人的文化和认识当中，我们始终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中的人民，以及1964年通过戴高乐将军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予以承认的那个法国。对他们来说，我们是拒绝了第二次海湾战争等等的那些人。因此他们认为在争取独立这一点上我们是跟他们相似的人民，因此在面对盎格鲁－萨克森式的敌对运动而保持自主上也跟他们相似。因此当萨科奇总统在中国发表了友好的宣言后，紧接着在巴黎却是要进行抵制的无耻威胁，他们感觉受到了欺骗。从事态的这个角度看，法国领导人和狂热分子中激起的支持僧侣统治西藏的情绪对法国来说是一块具有灾害性的胡说八道的网。而只要我们的领导人继续跟跑在像罗伯特·梅纳尔这样的雇用傀儡和像记者无疆界组织这样的谣言工场后面，我们就无法从中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