猴肉引发的政教之争(吴文毓 译)

猴肉引发的政教之争

Stanley Fish 文

布鲁克林联邦地方法院现有一起待决案件，纽约史坦顿岛的一名妇女玛米•马尼阿（Mamie Manneh），因涉嫌在美国境内非法走私烟熏野兽肉——猴肉——遭到指控。当地政府认为她的行为严重违反了《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马尼阿辩称，吃猴肉是神圣的宗教仪式的一部分，在文化及精神领域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此外，与马尼阿有相同宗教信仰的17名支持者，更是联名上书声明：“吃猴肉是为了我们的灵魂”。马尼阿的辩护律师詹•罗斯塔尔（Jan Rostal）认为，吃猴肉只是普通的宗教行为，如同犹太人在其传统的逾越节晚宴上要吃苦菜，来纪念“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这段历史。因此，罗斯塔尔要求驳回诉讼，因为马尼阿的案件显然是“在美国这个文化大熔炉里极为普遍的文化冲突”。

事情绝非这么简单。马尼阿吃猴肉案件恰恰反映了一个长久以来的冲突：宗教行为与固有社会法律之间的冲突。同时引发了一个问题：所谓“宗教自由”是否就可以使人不受固有社会法律——如“驾车需右侧行驶”等，无论民族、教派亦或有何道德信仰的公民都必须遵守的基本规则——的约束？在严谨的法律面前，宗教自由权可以作为特例而被大开绿灯吗？

洛克（John Locke）在《论宗教宽容》（A Letter Concerning Toleration）中曾提出相同问题，他对此的分析今日仍可借鉴。洛克说，评判梅利伯（Meliboeus，《牧歌》中的人物）屠宰一头小牛作为宗教仪式上的祭祀品是否合法，要取决于当时人们在餐桌上吃牛肉是否合法。如果吃牛肉是合法的，那么在祭祀仪式上屠宰小牛也是完全合法的，因为人们“为宴会准备什么就该为祭祀仪式准备什么”。

但从相反方面来讲，洛克举例道，假设由于某种疫情大肆蔓延，牛群大规模死亡，政府颁布法令禁止屠宰牛。那么，这自然也涵盖了宗教领域，因为它是全体公民都应遵守的普通社会法律。

洛克认为，法律之所以存在，并不是为了维护宗教的利益，而是为了保障整个国家的安全。政府要立足于全体公民的利益来制定法律，也就不可避免地令一部分人无法进行其所属宗教的重要活动。但也并不是说，政府就不能被起诉。大部分宗教信仰者认为政府强行干涉了他们的宗教自由权，即使事实上，政府并非有意而为之。

无论如何，绝不可以“宗教自由”为由，在法律上为部分人开出特例。因为一旦有先例，就很难找到一个合情合理的理由来结束它。同时，声称有特殊宗教需求的人也将大规模涌来，特例将大规模开出。如此一来，法律即被破坏，全民立法也就丧失意义了。

洛克的结论是：宗教只有在遵守国家法律的前提下才能繁荣发展。从理论上来说，公民有权利从事任何宗教活动，但是这种宗教活动不能危害公共利益，不能违背国家法律。因为国家法律在意图上是完全中立的，其重要性胜过宗教活动要求。

在美国司法历史上，从1878年的“雷诺兹诉美国案”（Reynolds V. United States) 到1990年的“就业司诉史密斯案”（Employment Division v. Smith )，都可以找到与之相同的结论，

“雷诺兹诉美国案”涉及到了一夫多妻制，被告称自己是摩门教徒（Mormon Church），摩门教认为，身为男性，实行一夫多妻是其与生俱来的责任。摩门教还会对未遵守此制度的人进行惩罚，被惩罚者“的未来将被诅咒”。但是法庭说，公民普遍反对一夫多妻制，而且这种反对并非针对某派宗教。人们认为：一个人怎能以忠于宗教信仰为由，明知违法而为之？

依照洛克的理论，毫无疑问，“如果法庭为此案开了特例，也就等于向世人宣布，宗教自由凌驾于国家法律之上，而从此也就必须准许每一位公民的特殊宗教需求”。法庭总结说，若果真如此，“政府也就名存实亡”。

在“就业司诉史密斯案”中，宗教活动自由条款的保护措施很明显地被削弱了。俄勒冈的法律禁止使用仙人掌（一种致幻物质），土著人认为这侵犯了他们的宗教活动自由，并对该法提出质疑，因为他们的宗教仪式需要使用仙人掌。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安东尼•史格里亚（Antonin Scalia）代表法院撰写了司法意见：“在宗教活动中使用仙人掌触犯了本地的法律，本地的法律并非出于干涉宗教活动的动机，而是为了限制以其他目的来使用仙人掌的犯罪行为。”简而言之：普通法律适用于全部的拥有不同宗教信仰的公民。史格里亚显然认为，在宗教活动中使用仙人掌与在犯罪活动中使用仙人掌一样，都是不被法律允许的。

史格里亚指出，俄勒冈的法律禁止使用仙人掌被认为是中立的，因为该法并不是出于干涉宗教的动机，而且该法是对所有人适用的因而是一个具有普遍可适用性的法律。宗教活动自由条款不能被用来质疑具有普遍可适用性的中立的法律。如果有人认为法律限制了他的宗教活动自由，并为此感到不愉快，史格里亚补充道，他们可以通过正规的司法流程，申请修正立法，以争取他们的切身利益。

以上是两起案件的判决结果。但是，在1993年，国会批准通过了“在宗教活动中可以使用仙人掌”，以及著名的《宗教自由恢复法案》（Religious Freedom Restoration Act）。

因为在“雷诺兹诉美国案”和“就业司诉史密斯案”中，国家似乎只需要证明某项立法并非出于干涉宗教的动机，而是具有普遍可适用性的法律。但事实上，意在干涉宗教自由的法律条款和史格里亚称之为“非出于干涉宗教的动机”的法律条款，就如《宗教自由恢复法案》中所阐述的，“中立的法律和有意干涉宗教活动的法律，对宗教自由的限制都是一样的”，所以无论出于何种原因的法律干涉，有意的还是非有意的，遭到干涉的教徒必须享有上诉权。

《宗教自由恢复法案》目的在于保护宗教的自由实践，明确限制立法和政府对宗教实践的限制。它明确规定，宗教信仰自由和实践自由不受政府的干预，如果政府要限制某项宗教实践的自由，必须符合两个条件：一是“国家的迫切利益”使然；二是这种限制应是权衡各种代价中最小的。换句话说，仅仅由国家立法机构通过的法律是不足以完全实行的，必须还要考虑到一个特殊群体——宗教群体，只有充分考虑到所有公民的权益，立法才将得以实行。 

《宗教自由恢复法案》的通过，被宗教信仰者们视作一项历史性的胜利而欢呼雀跃。而另一方面，人们也开始担心，从此以后，是否任何法律都可以被合法地违背，只要当事人宣称这项法律干涉了他的宗教自由权。而事实上，这项法律已被越来越多的公民抱怨，因为，就像史格里亚在“就业司诉史密斯案”提到的，谁又能说某项法律究竟是不是有意干涉宗教自由权呢？在监狱里服刑的犯人也可以说，他的宗教信仰要求他每天必须吃到上等的小牛排。而梅利伯也可以肆无忌惮地杀掉牛作为宗教仪式上的祭祀品，即使他的邻居们阻止他这样做。

让我们回到马尼阿吃猴肉案件，法庭究竟会如何判决呢？她的辩护律师正以《宗教自由恢复法案》为由进行辩护，然而，这项法案的力度似乎已经被削弱。 1997年，大法官肯尼迪 (Kennedy) 就“博恩市诉佛罗尔斯案”（City of Boerne v. Flores）提出，国会被赋予了“实施”的权力，而不是决定什么构成违宪的权力。改变宗教活动自由条款含义的立法不能被认为是在实施该条款，国会改变了一项权利的本来含义，这就不是在实施这项宪法权利。另外，肯尼迪补充说“如果国会能通过修改第十四条修正案，来清晰定义自己的权利，那么宪法也就不再是一项至高无上的、不能用普通方式改变的法律了”。简而言之，阐明宪法的重要意义是最高法院的工作，与其他人无关。

看似事情已经有了结论。然而，在2006年，“冈萨雷斯案“(Gonzales v. O Centro)中, 最高法院又一致认定，政府侵犯了该组织法律赋予的宗教自由权。现在，我们假定马尼阿一案最终将提到最高法院审理，那么以《宗教自由恢复法案》作为辩护理由至少是似是而非的。尽管就目前看来，情况并不乐观，因为猴肉等野兽肉所携带的致命病菌——如埃博拉病毒等，已足以让政府应付“国家的迫切利益测试”并最终胜出。

无论此案将以何种方式解决，我们能确定的是：事情绝没有结束，类似的争议案件还将继续出现。因为洛克所提出的问题自始至终都未得到解决。正如对“博恩市诉佛罗尔斯案”判决持反对意见的法官奥康娜（O’Connor）所写的，“我们国家的缔造者所设想的是一个共和的、善于接受的社会，接受人们自由的宗教信仰以及不同的表达方式，不是一个世俗的社会，只能容纳那些不与基本法律冲突的宗教行为。”

是的，这的确是个问题。但究竟该从何着手解决呢？是让社会法律为宗教自由开设特例？还是保持法律的绝对严谨，拒绝一切特殊宗教需求，即使其秉着良性动机？从最初的“雷诺兹诉美国案”到现在的马尼阿吃猴肉案，大家各有各的看法。但是我敢说，没有谁能给出最终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