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新的文化革命

    中国的文学就如同它的祖国一样，幅员辽阔，一望无际，飞速发展，瞬息万变，但仍然不被西方国家所了解。在起初的两份报告当中，Richard Lea考察了文学的发展变迁。

    “它就像一个巨大的集装箱运货船进入你的视野，”Paul Richardson说，他是北京中国出版科学协会的国际研究院，“满载着圣诞节的装饰品、大型家用电器和休闲运动服，除此以外还有这些属于另一类型的货物，像充斥船舱的书籍、绘画艺术品等等一些我们根本一点都不了解的东西。”

    “如果你叫普通的《卫报》读者指出一位中国当代小说作家的名字，他们或许会感到万分的困窘，”他继续说道，“如果说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我们不知道这将意味着什么。”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国家，世界上最大的原材料消费市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者，中国正势不可挡地大踏步走向其政治和经济复苏的命运。但是由于北京正在准备今年夏天的奥林匹克盛事，13亿生活工作在这个经济超级大国的人们的文化生活对于很多西方人来说仍然是一本还没有打开的书，他们的畅销书作家并不熟悉民众最真实的生活状态，而最能写出激动人心的文字的作家，他们的作品还没有被翻译过来。

    中国出版产业的巨大规模使这个现象变得更加奇特。

    “单纯从规模来说，中国的一切都是压倒性的，”Richardson说，“中国拥有占世界总量三分之一的出版企业，每年和英美两国一起出版大约20万种新版图书，远远地领先于与它实力相当的对手，日本、俄罗斯和德国。它是到目前为止就容量而言最大的出版市场－官方资料显示是大约每年60亿个单位的出版量，然而很多时候盗版因素也被考虑在内。就价值而言，在2007年，市场总计大概相当于4～50亿英镑，这使它跻身世界出版市场的前四位－仅次于美国，德国和日本而排在英国之前。而如果你以购买力平价来考虑的话，那么中国市场就仅仅屈居美国之后。”

    中国的文学世界就像一个平行的宇宙，对于许多西方人来说是无形的，但包括那些文坛风云人物（苏童，贾平凹），勇于创新的改革者（西川，车前子），还有畅销书巨星们（韩寒，安妮宝贝），他们当中的某些人年收入超过100万英镑，尽管常驻北京的翻译家和记者Eric Abrahamsen指出，这些数据不太属实而应该有所保留。“那些售出的书的确切数字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个迷，”他说。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部分原因是中国出版业特殊的体制造成的。“确切地说，出版业对于国家来说仍然是一项有所保留的活动，不像印刷业和书籍贩卖业，私人经营或者外资直接参与都是不被允许的，”Richardson这样解释。直到最近，有大约570家出版社被从跌宕起伏的市场中分离开来。“现在他们是‘文化企业’，将获得经济独立，并且允许在互补的前提下进行竞争。”

    就像在中国时常出现的情况那样，Richardson继续说，“事情会比它们出现的实际水平复杂得多。”除了国有出版社是“文化工作室”，私人的出版社也可以为国有出版社提供创造性的投入（这样做是合法的），或者干脆直接购买国际标准图书编号自己出版图书（但这是不合法的）。“与此同时外国的出版社亦不可以直接参与出版，但是国际上所有重要的出版公司在中国都实行有某种形式的代理模式，它们中的许多公司成功地设计出适应中国法律要求的和中国伙伴合作的经营模式。”

    没有一种政策是使事情变得简单的，因此作家仍然需要适应这些新的市场现实。“作家们被上下左右地指点得头晕眼花，”Abrahamsen说，“整个出版业界简直一片混乱。”

    然而，在这种混乱的状况之下，有一个对于出版商来说是前所未有的大好机会，他们可以籍此打入一个不发达的市场，而在这个市场中，根据翻译家Nicky Harman的说法，有一种对书籍的热切的渴望。“当你去到一些大的城镇，你会看到这些被称作书城的大商场，这是一些大的百货商店。”她说。比如北京书城，它雇用了大约700人，并且出售有大概2.3万种图书。“上一次我在武汉，人们在一个星期六的早上排队等候书店开门。你会发现人们坐在地板上或者蹲在桌子旁看书，人群挤满了过道，书籍装满了手推车。书店里塞满了人。”与西方国家形成对比的是，他们大部分是年轻人。“老一辈的人是经历过文革而后成熟起来的，”Richardson 说，“他们在一个非常不寻常的环境中长大，只要他们是为了快乐而读书的，他们很可能会读古典的著作。”

    “现在这整整一代的年轻人，他们是在文革以后长大的，他们对经典的东西并不十分地感兴趣，但是他们会被社会的变迁、未来的发展、周遭新奇美好的事物深深地吸引。那些才是打动他们的东西。”

    “老一辈的作家们会抱怨年轻一代不读任何的文艺作品，”Harman补充道，“但其实他们读的比我们年轻时读的要多得多。他们只是不读那些老红卫兵要求他们读的东西。”他们不只是读《哈利·波特》－虽然JK罗琳无论在合法的出版还是盗版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许多青春小说都不是受人尊敬的中年作家写的，而是出自年轻人的手笔。韩寒，这个开赛车的明星作家早在1997年就声明大震了。张悦然，她笔下煽情的故事情节将在西方传达父母们的劝慰，而她早在14岁的时候就在杂志上发表文章了。“它们生动而有趣，”Harman说，“但是它们并不是伟大的作品。”

    年轻人也热衷于在线阅读，像榕树下和起点中文网这些文学网站，专门发表固定作家们的原创作品，寻觅新的作家并且出版他们自己的作品。这些文学网站的规模同样是巨大的，单榕树下网站就自吹有两百万的注册用户，每天的浏览页次超过五百万，而网站上的文学作品数量更超过190万。而根据SOAS的中国教授Michel Hockx的说法，中国网站和西方网站最引人注目的区别在于中国的文学的在线供给状况。

    “从文学方面说，在互联网上有比在现实中更多的重要角色，”他说，“这是非常值得重视，非常值得仔细讨论的，而著名作家的支持也是十分重要的。”

    企鹅中国的总经理Jo Lusby甚至强调，“现在，中国所有可靠而有趣的作品都起始于互联网，”她说，“中国的文学得到了一种更加强劲的推进力量，因为它生存在一个有严谨约束的传统出版行业之外的自由空间里。”

    作家们和出版商们对21世纪一切现有的多媒体工具都十分地感兴趣－博客，音频，电子书。“在中国，移动电话在文学上有大量的应用，”Lusby说，“北京的地铁太挤了因此你不能够自如地打开一本书，所以每个人都在手机上进行阅读。”企鹅出版社正在和一家移动通讯公司商讨一项交易，目的是把企鹅的经典图书移植到手机上。

    根据常驻伦敦的中国诗人杨炼的说法，网络对于诗歌来说也是日益重要的。每次当正式的出版社和杂志社“几乎全部拒绝发表所有的诗歌”的时候，互联网上的诗歌实力使今天成为“自1949年以来最激动人心的时刻。网络使在中国不同地方的诗人能够每天碰面”。他们可以互相为对方的诗作提供反馈意见，甚至可以联合参与创作。“这就像回到了上世纪的70年代，”他继续说，“刚刚经历了文革。在互联网上发表诗歌或者自己印刷书籍送给朋友就像我们老一辈的诗人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所做的工作。”

    20世纪70年代的地下出版物和他们的网络继承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市场－一种力量，正如杨炼提出的，这种力量“唤醒”了中国人的个体意识。“即使在作家们所运用的语言中你都会感觉到这种再度觉醒的个体意识，”他说，“这是任何真文学的基础。”

    然而，正如市场鼓励一些人去追逐他们的理想，杨炼认为这同样也会成为一种诱惑。“现在，整个社会都非常商业化，”他说，“许多小说家都想加入到市场中去，即使市场是完全地被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操控着。事实上，个体的思想在中国是非常微弱的。”随着市场的价值与日俱增，他继续说道，诗歌扮演着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面对商业主义，诗歌体现了中国文化极其重要而更加真实的一面。”

    出生于1955年的杨炼对市场的看法是矛盾的，他一方面具有在文革时期成长起来的一代作家们的典型心理，另一方面又对年轻一代作家持质疑的态度。

    按照Hockx的说法，中国状况的独特性在于，后现代主义和后社会主义两者在作家们身上互相作用，为市场增加了一层复杂性。

    “肆无忌惮地实行商业化几乎是当今中国文学的形势，”他说，“年轻一代正逐渐地远离文学要介入政治这种思想，作家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民族的良心。”这将产生不同寻常的场景，那就是政府将同意它从前的一些批评这种商业化运作的批评家。

    “在这种运作之下，作家们会突然获得巨额的翻译权合约，这在以前是没有的，”Hockx继续说道，“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作家多了一点商业气质，少了一点作为先锋的创新意识的部分原因－他们只是急于把他们的作品兑换成利润。”

    这种对市场的冲击引发了小说题材的一场“大爆炸”，根据Abrahamsen的看法，军事、战争、魔幻、言情和犯罪侦探题材的小说非常受欢迎。“这多少是一种释放，”他说，“好像人们在说‘我们终于可以在午后坐下来好好看一部言情小说而不用担忧了’。”他对小说的前景并不抱乐观的态度，他认为作家是“在为那些不反思自己的生活状态的人而写作”并且他们只是愿意继续去赚更多的钱。只有很小一群“很聪明，很勇敢”的作家试图去了解，在这个飞速发展以至于“人们今天的生活和六个月之前已经有所不同”的时代里，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现在要找出一个有兴趣阅读他们的作品的读者已经越来越难了。“几乎没有一个人对此感兴趣。政府的潜规则是‘不要问太多，做好你自己的事’，”他解释说，“确实有很多的很灰心丧气的作家愿意把自己的精神和灵魂奉献给写作，但是他们并没有这么做，因为大多数的人们都不会去阅读它。”

    居住在南京的诗人和小说家韩东也同样地悲观，“事实上，读者们对现代文学的兴趣已经在逐渐下降，那些任何文学作品都会阅读的读者的数量正在不断减少，而那些会读现代文学作品的读者的数量就下降得更加厉害了，”他说，“如果激发作家写作的唯一动力是被阅读，那么目前的环境是灾难性的。”

    “写出好作品是可以的，但是会很困难，”杨炼表示同意，“我是那些被称作朦胧诗人的其中一员，我们是文革以后中国现代诗歌的奠基人，我们在1978年创办了这本叫做《今天》的杂志。在我们之中曾经有五六位重要的诗人，而现在，除了我之外还有一个在继续写诗，其他的都已经停止写作了。”

    “我们已经差不多50岁了，”他说，“这对一个作家来说应该是最重要的时期－我们的生活阅历不断加深，我们的文学知识，我们的写作技巧都在不断地丰富－但是，竟然再没有一个人认真地从事写作了。”